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后二三事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共常委,从而使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思想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此时正值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     

毛泽东在“肃反”中的宽宏大量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为了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决定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一场"肃反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定》,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史称"延安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仍对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等     

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绋抬棺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中央此时急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     

张浩：谜一般的“国际代表”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此时中央急需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1年了。     

张国焘血屠鄂豫皖

一1931年4月9日,鄂豫边苏区所属的黄安高桥区区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李先念,接待了两个来自中央的“大人物”。他们是几天前由上海经武汉辗转进入苏区,又由黄安独立团特务队一路护送来到这里的。李先念知道：一个名唤陈昌浩,是中央新派任的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一个是新来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时年22岁,黄安本地人,他热情接待了这两位中央派来的“要员”,十分困难地给他们弄到一只鸡吃,然后送他们继续北上,前往鄂豫皖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临时所在地七里坪。张国焘,字恺荫…     

毛泽东如何应对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时期”

1960年10月22日,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过程中,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在长征中……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1]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解决党内张国焘的挑战。在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张国焘对中共中央的威胁甚至更甚于国民党:张国焘曾图谋以武力扣押中共中央,实现其掌控并改造中共中央的意图。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就是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2]。这个阴谋对中共中央和中国革命几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形势一度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     

关于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定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向其支持者发出了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并认为这是张国焘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一大罪证。可是,《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二期《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一文的作者王年一同志却认为“武力解决”之说不可靠。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张国焘是否向其支持者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不仅关系到其反党罪行的严重程度,而且关系到一九三五年九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揭秘中共叛徒张国焘的最后结局

张国焘,字桤荫,又名特立,江西省吉水县人。张国焘1919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历任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等职。     

林育英的调解是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的主要原因

对于1936年6月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重新北上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很多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掘,对这一问题还有重新探讨的可能。本文以历史资料和新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张国焘暮年求助于蒋经国

张国焘是共党史中必须提到的一个人物,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中共“一大”,但在长征途中他分裂中央、叛变革命.《张国焘暮年求助于蒋经国》记叙了他暮年的凄凉的景况,事实说明了一切叛徒都是以悲剧而告终.     

张国焘武汉叛逃秘闻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与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却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共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及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武汉多次苦劝张国焘,真是做到仁至义尽。     

干戈化玉帛：朱德制止“兵谏”张国焘

在当今的红军长征历史书籍中。都有这么一段史实：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雪山之中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里。有四方面军的大部和编入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遭到包括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将领的反对。于是张国焘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还抓了一大批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进行审查、批判,因此这些将领秘密商议要带队脱离张国焘的领导,北上寻找党中央毛泽东。但这件事被朱德制止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今天我们采访老红军——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王泉云时,他道出了历史上未曾揭开的绑架张国焘未遂之谜。     

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侦破纪实

120两黄金的"特费"神秘消失 1931年初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陷入低潮,急需经费更是严重不足.为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秦邦宪(博古)与瑞金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让即拨款以解燃眉之急.     

二、四方面军没有召开过“甘孜联席会议”

文章阐述了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没有召开"甘孜联席会议"。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也是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决定的,与会师之后二方面军领导的斗争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的,红四方面军偕红二方面军北上的决定也是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独立作出。     

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若干电报考

历史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档案在后人眼里往往会有许多模糊和疑问,使得研究者难以准确运用而影响研究的结果.本文就研究中发现的红军长征时左右两路军若干电报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三份电报的时间顺序 在<红军长征·文献>①中关于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有3份重要电报时间顺序的排列是不够准确的.文献第675页的电报是"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单独北上问题致林彪等转中央领导人电",电报落款是"朱、张,九月十日四时".第676页的电报是"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再致张国焘电",电报落款是"中央,九月十日".第677页的电报是"指令",落款是"中央政治局,九月十日于阿西".     

张国焘从桂林投入军统门

这是一段曾被淹没的历史。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和在长征中任红军总政委兼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因反对北上抗日,自立中央,并拥重兵相挟,事件平息后,于1937年4月,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了系统的批判。张国焘当时曾对此作了“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为了挽救,8月里,党中央还是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不久,主席林伯渠调去西安兼任“八办”主任,张国焘也就代理主席,担当重任。但一年未过,张国焘却精心策划了叛逃行动,祭黄帝陵,踏上叛逃路1938年的清明在即,这是一年一度公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     

长征中的甘南汉藏情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甘南迭部俄界。当时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有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党内又出现了严重分裂,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并以伪中央名义"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党籍。关键时刻,红军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杨积庆土司开仓放粮,使红军因此获得补给,得到了短暂而宝贵的休整机会,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俄界会议,迭部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两个问题的考析

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有两个问题,一些党史论著与有关文件的提法颇不一致。目前临时中央的档案材料公布不多,下面仅就已发表的一些文件,对两个问题作一点考析。一、关于临时中央成立的时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说是1931年9月。近几年来有些不同提法。如《张闻天同志的悼词》说“1931年6月成立临时中央局”(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