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根纳普及其《通过仪礼》

一 1936年，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一文中，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杨垄博士曾这样介绍法国民俗学家汪继乃波氏民俗学的定义：“民俗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特别以乡下人与乡村生活以及工业与都市环境内所遗留的乡村生活之遗迹为对象的”（杨垫，1936：7）。同年，杨成志在其文章中也提到民俗学的这个定义，并指明该定义说明了民俗学的“目的不仅限于历史，却在其直接的研究”之内涵（1936：2）。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

一、引言浪漫主义是民俗学的伟大传统。自民俗学形成之初,浪漫主义就已经深刻地烙印在民俗学的学术传统之中。民俗学往往以怀旧的心态看待民俗,将民俗看作是自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论葛兰西的民俗观

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里有关民俗的论述对意大利民俗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egemonia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首要性、优先性，或可译为“统领权”。从该视角出发，他认为民俗是被统领的下层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民俗观直接影响了学者德马蒂诺，后者据之提出了“进步性民俗”的概念，应用于无产阶级运动。葛兰西的民俗观使意大利民俗学发生了从研究文本到研究生活的转型，并将继续滋养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

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消解了传统民俗事象,民俗学正在遭遇着阐释危机。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民俗学,体现了民俗学者的学术自救与学科自觉。实践民俗学要求研究者通过民俗对民众的生活实践及意义世界进行观照,研究者可以借助日常叙事实现研究对象从事象到事件再到生活实践的双重还原。将叙事学作为研究策略引入民俗学,既是传统民俗学叙事研究的接续,又是当代民俗学关注生活实践的路径。借助叙事学相关理论反思民俗学学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以及民俗学实践主体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推进实践民俗学的研究进路。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     

“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中国民俗文化学纵横谈——高国藩教授访谈录

伴随着风风雨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国门大开、改革开放春风扑面的今天,如何使这种本乡本土的本色文化与时代的需求相合拍,如何将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新形势下的“民俗学”又该如何界定,等等,已成了摆在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最近,笔者走访了著名民俗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 ○ 高先生,你从事民俗学研究已经80多年了,请您谈谈对我国民俗学研究发展概况的总体认识好吗? ● 好。我国民俗学从“五四”以来才发端,至今不过70年时光。新中国建立前的30年,我国沉沦于苦难中,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尽管如此,民俗学还是走过了它艰难创业阶段。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都曾先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心。抗战八年,民俗学研究中心转到西南大后方。这一阶段民俗学研究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立足于办各种民俗刊物.二是立足于下乡调查写调查报告.林惠祥《民俗学》与方纪生《民俗学概论》均于1934年出版,虽然都是6万余字     

新观念之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俗研究

近祺!前所推荐张举文《世纪之交的美国民俗学》一文,承在《广东民俗》刊出,并可闻在国内民俗学界反响甚好,谨贺。愚见以为,时下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亟需广泛了解、借鉴世界民俗学的前沿信息与学说,就是说,应当切实置身于世界民俗学的科学大背景、大环境之中构建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在科学面前,一切妄自菲薄和唯我独尊都是浅薄可笑的。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7月15日-17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位会员出席了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俗学在新世纪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今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