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金龙墓石雕乐伎乐器研究

1965～1966年出土于大同市石家寨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墓主之“石棺床”及艺术雕刻石座(又称石雕柱础),皆以浅灰色细砂岩作原料,分别雕刻了乐伎演奏乐器和装饰图案(包括波浪式连续和环形忍冬纹以及龙、虎、凤凰、鸟、人首鸟等),其中乐伎乐器的雕刻生动逼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音乐发展状况,同时又旁证了云冈石窟乐伎乐器的雕刻内容,对我们了解音乐史和乐器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坐部伎”和“立部伎”考略

“坐部伎”和“立部伎”在唐代乐舞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何谓“坐部伎”和“立部伎”?《新唐书·礼乐志》云:玄宗时“分乐为二部:堂上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旧唐书·音乐志》亦云;“安乐等八舞(立部伎的八部乐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他们以演奏方式和场合的不同而区别,类似唐“十部乐”,但又不同于“十部乐”中“龟兹”等以地名定名,也不同于“十部乐”中的“燕乐”以演奏场合定名,而是以演奏方式命名,并包含有演奏场合、内容、乐器、技艺等多种因素。根据《旧唐书·音乐志》和杜佑《通典》所记载,立部伎有八部乐舞:《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     

大足石刻中所见的伎乐

大足石窟是我国佛教石窟寺中一颗璀灿的艺术明珠。它不仅有许多精美的佛教造像,而且还有大量的音乐资料。尤其是其中的古代乐器雕刻,更是我们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珍贵的形象资料。据笔者的初步调查,北山(龙冈山)和宝顶山石刻中所见的乐器,主要有琵琶、横笛、筚篥、笙、排萧、筝、方响、拍板、法螺、铜钹、箜篌、羯鼓、腰鼓、鸡娄鼓、鞉牢鼓、毛员鼓等。除笙、排萧、方响、鞉鼓、鼓、筝是中原乐器,其它均为“西域” 乐器。这些乐器,在北山摩崖石刻造像中,大多数作为“不鼓自鸣” 的天乐,分布于第51、245、254、256、279、281、286等号龛(晚唐五代)的龛顶之上,仅在第176号龛(北宋)的佛座下,见有两身手执乐器(排萧、拍板)的伎乐人;另外,有     

汾阳圣母庙明代壁画

正《宫廷乐伎图》位于圣母殿北壁东次间,图中一群乐伎、宫女分别执玉笛、琵琶、拍板、琴、瑟、阮咸和二胡等乐器以及卷轴、慧灯、龙台、酒盏等物品,她们相互间顾盼传情,边弹奏边徐徐进行。乐伎和侍女多着长裙,发髻与发饰同中有异,个个面容秀美,身姿俏丽。尽管丹青于粉壁,却完全可以与明代大画家仇英的《仕女图》相媲美。壁画色泽略有剥蚀,这是因为数十年前     

繁塔乐器砖考

繁(Pó·音婆。汴俗语音“博”)塔,在开封城东南三里许,禹王台公园之西。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原为九层,后经天灾人祸的破坏,上部已毁,清修复塔顶,形成了今日比例失调下粗上尖的奇异塔姿。繁塔内外壁镶嵌的佛像砖近七千块,造型百余种,是研究宋代佛教人物造型的艺术宝库。一九八三年在修复繁塔的过程中发现在二层塔心室的前壁上整齐地排列着栩栩如生的伎乐砖,这是建国以来继前蜀王建墓石棺浮雕二十方伎乐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此一组伎乐砖,不仅在艺术上表现出了极高的模制雕刻水平和完美的现实主义作风,而且     

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下)

再看《乐舞图》。石椁东壁这一幅刻出站着演奏的乐伎12人,自上而下排成三列。上列左起第1人所用乐器为笙,以下依次为排箫、大筚篥、铜钹、横笛、小筚篥、云和(2件)、琵琶(2件)、五弦、竖箜篌(图二五)。北壁那幅刻出坐着演奏的乐伎12人,所用乐器依次为竖箜篌、五弦、琵琶、筝、笙、横笛、排箫、筚篥、铜钹、槃鞞、腰鼓和贝(图二六)。转到西壁上。则刻出舞伎6人,也排成三列,双双相向而舞(图二七)。其装束为中夏传统式样,皆着     

大同北魏墓葬乐舞俑初探

2000年6月至9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位于雁北师院的北魏墓葬11座,其中M2、M5出上了一批人种不同,动作各异的跪姿或立姿乐舞俑。陶俑手中的乐器早已不知去向（乐器很有可能是以木材制作,早已腐朽不存）,但从他们所作不同动作观察,这些陶俑多数为乐伎,并且正在演奏某种乐器,亦有作“杂技”或“舞蹈”。     

从伎乐供养人图像看希腊化对佛教美术的影响

文章关注了早期佛教艺术中的世俗伎乐供养人("伎乐人")图像,认为其形象源自于印度现实生活中乐伎、舞女等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供养者,后受到希腊化艺术影响,表现为载歌载舞的伎乐人队列。由此,作者推断,中亚、西域等地流行的行像等佛教仪式,其形成可能受到了希腊宗教举行节日庆典习俗的影响,这与佛教逐渐通俗化的过程相一致。     

试论伎乐壁画对影视动画艺术创作的启示——以敦煌伎乐壁画为例

表现伎乐飞天形象的伎乐壁画与影视动画的关系极为密切。伎乐壁画中蕴涵的对动态形象的表现技法对于现代影视动画。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动态表现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敦煌伎乐壁画用线与着色方面的特点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动画创作的积极影响,以期对我国影视动画的特色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永陵石刻看唐五代妇女服饰

永陵棺床东西南三面有名的浮雕“二十四伎乐”,其中乐伎22名、舞伎2名。其身之服饰非常写实,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唐五代妇女服饰的特征。众伎乐身穿圆襟上衣,长裙。裙带束扎成花样,飘垂于前。袖系于臂,袖口极宽大。臂间加束做成如意水云纹裥褶,前端翻飞。棺床南面的舞伎和乐伎的服饰比其他人更为华丽,头冠也更加讲究。整部石刻伎乐虽为静止状态,但却风采尽现,神韵毕露,表现出一种演奏过程中动态的美及鲜活的生命韵律,无愧于千载艺术绝笔。     

试谈河南安阳置度村M8的时代、性质与青瓷伎乐俑的价值

安阳置度村隋墓M8是近年来安阳地区的隋代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因未发现墓志,所以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对其时代、墓主身份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M8的时代、墓主人身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隋代前期晚段即开皇十五年至仁寿年间,墓主人应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地主富商。该墓出土的隋代伎乐俑,在人物造型上和雕塑手法上体现了隋代俑的艺术特色,在乐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式上与隋代《七部乐》中《安国伎》较接近,对于研究隋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的价值。     

浅谈巩县石窟寺的伎乐雕刻

浅谈巩县石窟寺的伎乐雕刻刘洪淼,傅慧翠巩县石窟寺,位于巩县东北方向的南河渡乡寺湾村东端。雕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公元５００年左右）。原名“希玄寺”,唐、宋时称“净土寺”,明、清时改称“石窟寺”至今。巩县石窟寺现存石窟５所,千佛龛１座,佛龛２７６个,...     

能看的音乐 《视觉中的音乐——龙门石窟音乐图像资料的考察与研究》评介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直接诉诸给人们的是声音的传播,而人们对音乐的认识、评价,也往往是从音调、旋律,歌词的内容以及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品评其优劣的。而这本《视觉中的音乐》(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是通过对龙门石窟中所存的大量雕刻的研究与考察,发现许多在石窟开凿时期(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末到10世纪末之间),反映当时音乐状况的图像资料,如“许多千姿白态的伎乐天、伎乐人,或操持着各种各样的占乐器,或舞动着柔美的肢体……这凝固的音乐石雕画面,没有声音,也不流动”,但这些音乐图像却能让我们领略到北魏至唐代的音乐…     

从桃花山唐墓出土的青瓷俑看唐初的服饰和音乐制度

本通过对湖南桃花山唐墓出土的54件青瓷俑的分析,结合已有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献相互印证,反映了唐代初年在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各种化兼收并蓄,社会习俗发生了急剧变化,服饰和音乐制度亦在承袭前代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唐初特有的开放浪漫风格：衣着开放,胡服盛行,女着男装,并出现汉胡服饰相互结合的新的服饰款式一窄袖短襦下束宽大博广的长裙,农服上开始以钮扣装饰;汉胡乐器在乐队中同时出现,且数量上相互抗衡。墓中出土的伎乐俑是一支演奏“龟兹乐”的官府乐队俑,属坐部伎范畴,是唐代初年“燕乐”发展与繁荣的实物见证。     

龙门石窟唐代歌伎造像的新认识

龙门石窟有众多的唐代伎乐造像,形象表现为三种身份,其中舞伎和乐伎得到了一致的看法与认同,但有一种持长柄团扇人物身份没有明确的认知。本文通过调查龙门石窟现存此类6例造像,对其所处位置、表现形式、伎乐组合进行了分析研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其身份为歌伎造像,所持物长柄扇称为歌扇似更为妥贴。     

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

就形制和布局而言,王建墓与同时代的其他帝陵迥然不同,而与唐代法门寺地宫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性.这受到佛舍利(瘗)埋制度的影响.目的是希望墓主死后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中室须弥座棺床及其上雕刻的伎乐、莲花则代表着西方极乐世界；棺床两侧的十二半身像应为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其功能是保护墓主顺利进入西方净土.     

唐“胡部”乐考——兼及胡部与词体的关系

唐“胡部”乐是产生于初盛唐而盛行于中晚唐五代的一个新乐部,与“胡乐”并非一事。其音乐风格来自西凉乐,是西凉乐部在唐代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中融会发展而产生的;胡部立于乐部时间较晚,其乐器以丝竹为主,有歌有舞,亦有坐部、立部之分。胡部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的盛行对研究唐代文学及词体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以上分析,论文从实证角度考察并指出了唐墓室壁画及敦煌石窟壁画中有关胡部乐的伎乐壁画。     

记一件唐代执壶

记一件唐代执壶偶读唐诗,发现许多唐诗提及胡人乐舞,诸如“羯鼓声高众乐停”,“胡琴琵琶与羌笛”,以及“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等等。说到胡人乐舞,不由想起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一级文物唐代点褐彩贴伎乐人物执壶,其上贴塑的伎乐人物亦与胡人乐...     

西安博物院藏天和六年佛造像座研究

正造像座作为佛、菩萨立像的重要构件,或为素面,或为彩绘,或刻有发愿文、题记、供养人、乐伎、神王像等(1)。相较于风格样式统一的佛、菩萨像,造像座的雕刻在风格和内容上较为灵活多变,成为研究石刻造像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张石安释迦佛青石造像座,现藏于西安博物院,据博物院藏品档案记录,佛座2006年由小雁塔文物保管所从凤翔征集得来。     

浅谈龟兹壁画乐舞的多元文化特征及历史价值

龟兹壁画是一颗璀璨的历史明珠,其壁画是龟兹乐舞最为直观的载体。文章主要讲述龟兹壁画乐舞所体现出的多元文化交融,从具体的形象、舞姿、乐器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入手,以龟兹石窟乐舞壁画为线索,探寻龟兹壁画乐舞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其多元文化特征及历史价值意义所在。龟兹乐舞壁画仿佛是一部再现古龟兹乐舞的巨幅画卷,那些头戴宝冠、璎珞缀身、手舞足蹈的伎乐则是龟兹乐舞宝贵的图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