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206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     

大清国号述论

16 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国号“金”;16 36年 ,皇太极易国号为“大清”。“金”国号作为女真政治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帜 ,在努尔哈赤创业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皇太极时期 ,“金”国号已不足以范围其未来的发展 ,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皇太极新定的国号“大清”,不仅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 ,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大清”国号既顺应了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 ,又能为女真或满洲民族所认同 ,归服皇太极的蒙古各部 ,也必赞成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如此 ,由“金”而“大清”,绝非简单的名号改易     

南汉乾亨重宝铅钱的类型和铸造工艺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一个重要的政权。后梁贞明三年（917）,原唐代静海节度使刘隐之弟刘龚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建元乾亨。公元918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至公元971年,宋兵入广州,后主刘银降宋,前后共55年。南汉位于现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地区,     

五代时期南汉与后唐宦官擅权之比较

南汉（917～971年）是唐末宋初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历时半个多世纪,都城在广州（当时称“兴王府”）。最初国号为“大越”,以岭南为古越人居地故也：后因建国者姓刘氏,故冒称两汉刘氏后裔,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南汉传四主：高祖刘龚（又名岩、陟等）在位25年;殇帝刘玢在位仅1年。中宗刘晟在位15年：后主刘张在位14年,共55年。     

契丹小字民俗钱

公元907年,契丹统治者阿保机称帝,并开始采用汉人的模式管治契丹。至公元947年,他们以辽河（流经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为名,定国号为“大辽”。虽然契丹是游牧民族,但由于她采用了汉人的管治模式,因此亦鼓铸汉式汉字钱币。辽币虽外表不太美,但大小和重量都很均一。     

走进西夏——记武威西夏博物馆

西夏是公元11至13世纪,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公元1038年建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辽之西,史称“西夏”。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     

杨隋国号考说

今湖北随州市一带,先秦有随国;随国灭亡以后,历置随县、随郡、随州等。北周武成元年,杨忠以扬威汉沔,得随国公;忠子杨坚袭封,并进爵随王。及杨坚篡周,以“随”意不祥而改为“隋”。“隋”国号之种种改动,反映出中国古今文化的一大特色：名号情结。     

蒙元国号概说

蒙古大汗国号的演变较为复杂。先有以族名称国家的YekeMonggholUlus,接着又有其汉语意译形式的“大蒙古国”,汉语简译形式的“大朝’”。此三个国号,使用对象不同,施行地域也不一致。及1271年,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在汉臣王焊、刘夫患的建议下,定立正式双式国号“大元”。“大元”国号的取义,与汉民族传统儒家经典《易经》有密切的关系,也合乎蒙古民族敬天的习俗,并与“大蒙古国”、“大朝”一脉相承。“大元”国号的定立,包含了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与文化企图,反映了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     

如此翻案恐为不妥——梁山“水浒英雄”称号不容“质疑”

２００２年第９期《文史天地》载有王文斗《对梁山好汉的七点质疑》一文,对《水浒》“梁山好汉”称谓提出七点看法。读后始觉有不同见解。王文斗文章（以下简称王文）虽系“各抒己见”,但对我国几百年传诵之伟大文学巨著《水浒》中的“英雄”称谓和史家之“农民起义”说法不顾历史背景和地域界定地提出“质疑”,本人实在不能认同。“梁山好汉”（梁山英雄）的称谓并非是“好”、“坏”论人时代的产物。为什么把“梁山好汉”的义举称为“农民起义？”又为什么把梁山兄弟称之为“梁山英雄”？这是后人针对北宋末年封建王朝专制下广大劳动人…     

西汉越族官印试释

在传世的古玺印中,有少数几方越族官印,据笔者所知,见于著录的有“越贸阳君”、“越青邑君”、“越归汉蜻蛉长”、“新越余坛君”、“渐越三阳君印”、“南越中大大”六方(见图)这些官印,由于都是传世品,在年代的断定上,缺乏考古学上的资料可供我们分析,不过,从各印本身的形制、钮式、字体风格的特点以及印文内容的考察,也可推断其所属的年代,各印为方形,钮式为瓦钮或鱼钮,与传世和出土的汉官印相同,其中的鱼钮则是只见于西汉前期官印的钮式,印文字体笔划圆转,结体方中带圆,为西汉官印印文常见的风格.一些印文中所署的“新”宇,系指新莽的国号;“南越”则是南越王国的国号,根据以上所列的这些特点,可以断定这些官印的年代系属于西汉     

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

元世祖朝政治制度的"内蒙外汉",可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得到解读。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皇帝名号及国号,同样是"内蒙外汉"配置。"大元"是外在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及派官代祀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忽必烈之后七位皇帝大抵奉行"内汉外蒙"的第二祖制,武宗、仁宗及英宗略向蒙古俗或汉法倾斜。"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虽易造成嗜利黩武与冗官贪赃,助长民族压迫和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对保持蒙古族的延续性也意义重大。     

包公真有尚方宝剑吗

电视剧中经常出现尚方宝剑，如《包青天》中的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但中国历史上真有尚方宝剑存在吗？“尚方”是专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和珍服器玩的机构，秦已有之，汉负盛名。“尚方”所制宝剑，锋锐无比，利可斩马，所以又被称为“斩马剑”。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汉成帝时，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折断栏杆向汉成帝进谏，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

金建国于何年？国号年号又为何？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金史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在《金史》与宋、辽、元人所著文献对比运用时,更应重视《金史》的史料价值。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仍是值得采信的。     

莽式铭文镜（三）

四、新兴铭莽式镜莽式镜铭文内容丰富,且深具历史价值、多有文化内涵。以阜阳市博物馆所藏“刘氏去”镜为例,铭文：“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乐可喜,井田平贫广其志”。内容通俗易懂,无需多言。证实了王莽掌握政权后推行“井田”制的一段真实历史,然此镜不带国号。既带国号又具历史价值的是一批“新兴辟雍建明堂”镜,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也论北魏前期的民族融合与政权建设——与孔毅先生商榷

北魏前期拓跋鲜卑统治者大力选用汉族人士 ,一批汉族名臣对北魏政权建设与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鲜汉矛盾渐剧”之说难以成立。用刑过严是北魏前期的立法特征之一 ,并非专门针对世族人士 ,仅从民族矛盾解释崔浩“国史案”与张彝事件的起因 ,都不免过于简单化。北魏前期政治与文化成就无疑是鲜卑、汉等各族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剧与外国文化的联姻

汉剧是诞生于湖北境内的地方剧种,属皮黄腔系．早期称“楚腔”、“楚调”,以后又称“汉调”、“汉戏”,俗称“二黄”。文献记载中曾有“湖广调”、“黄腔”、“皮黄”等称谓。辛亥革命前仍称“汉调”,1912年,     

《“中国”古今称谓研究》评介

人有姓名 ,国有称谓。中国人历来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 ,国家称谓亦然。中国有着四千年悠久的文明史 ,表现在称谓上也是古今众多 ,例如今人所习惯使用的“华夏”、“中国”、“中华”、“九州”、“赤县神州”等。然而 ,对于有着诸多称谓的伟大“中国”的名称 ,却历来没有研究专著问世 ,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乃至国人心目中的一大憾事。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 ,“中国”诸多称谓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 ,对其一一推源释义 ,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之事。所以 ,素来很少有人敢于问津。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博士积十余年之功 ,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     

金代封国之号与国号王爵类型

《金史·百官志》与《大金集礼》对金代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均有记载。《金史·百官志》中的封国名号主要以明昌之制为准,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大定之制;《大金集礼》反映的则是天眷和大定时期的封国等第,但两者对封国之号的记载均有缺失。结合金代相关封爵史料,对两书中的封国名号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厘清金代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封国之号的名称。金代国号王爵有一字王、一字国王、两字国王三种类型。三种不同称谓的国号王爵具有不同的含义,是区分王爵等级的重要标准。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爵等第"后,国号王爵仅见一字王称谓。国号王爵类型的前后变化与金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     

民族文化的一次重要交流——徐霞客与木增的友好交往

纳西族与汉族交往的历史很早。早在蜀汉经营定稚一带的时候,就有大批汉族进入纳西族地区,把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化也带到了纳西族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化的发展。明代,丽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纳西族对汉、藏等先进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并以“知书诗”称。当时的木氏土司热衷于学习汉化,其中的不少人能用汉写诗作赋,且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而这又与汉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汉族对纳西族的影响,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汉族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