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读者来信摘登

<正>第4期《我所接触的江青》一文纠错贵刊2015年第4期第64页所登《我所接触的江青》一文,谈到"断奶"情节。细审文意,断奶应该是作者本人的事,与员林爱无涉。这段文字错在作者把员林爱因陪江青受损与江青买礼物(玩具),连用两个"她"混为一谈了。另外,此文第65页右栏第3自然段"帮着审察电影"中"审察"似是"审查"之误。"普列谢茨卡娅是仅次于乌兰诺娃,是功勋演员。"似是"普列谢茨卡娅是仅次于乌兰诺娃的功勋演员。"之     

远征印缅见闻

参军我叫刘金海,1924年生于郑州西乡。1942年中原大旱,庄稼歉收。我离乡背井,随着饥民沿陇海线去陕西逃荒。1942年夏,我在陕西眉县街头看见路边有个招兵站,桌子边的官长问我:"小伙子,想当兵吗?""不想!爷爷说过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镇远“和平村”纪实

乘火车沿湘黔铁路抵镇远站下车,便进入历史文化名城(氵舞)水南岸的卫城。就在卫城东南侧,有一组由土石筑垒的高墙围就的房舍,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原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旧址。抗日战争时期,原国民政府军政部在我国设有两个日本俘虏收容所。     

浦城“万民伞”欢送离任县知事

<正>浦城有胡子明和袁世钟两位县知事,虽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官员,但为浦城百姓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故能获浦城百姓"万民伞"欢送的殊荣。胡子明,湖北天门人,清末举人。民国3年(1914年),胡子明率领饥民200余人逃荒到浦城。当时县衙怕发生意外,不准他们入城,指定他们驻县城南郊10里外的下沙村。期间,他们受到浦城人的关怀与救济。但逃荒人员中也有不守纪律侵犯当地人的利益,引起纠纷,把当地的郑老七、郑老八、郑老九三个兄弟打     

微博历史

<正>一次,某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一周内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这话传到吴宓耳朵,吴宓则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     

故乡的风景——范玉凯艺术摄影

我的故乡在长城脚下、晋蒙交界处的塞北右玉县——历史上,她最为显著的地理标志,当数长城"杀虎口",亦称之为"西口",即著名的"走西口"的那个西口。曾经,古道之上,一曲悲歌,伴随着漫天黄沙与狂风,说不尽西口路上辛酸往事、悲欢离合。是的,西口古道尽管是条有名的古商道,但也是一条人口大迁徙、大逃荒之道,留给后人太多凄凉、苦痛、艰辛、乃至于不屈与抗争的记忆。     

我在日军工程队

太原工程队于1938年6月份正式成立,实际性质是日军俘虏收容所。我是阎锡山军队70师430团团长,1939年5月被俘,在俘虏营两个多月,于1939年8月初出来。工程队上面设有指导部,部长木材中左,中尉副营菊岗,下设宣抚官四名、翻译官二名、少尉医生一名、医兵二名、警卫部队一个排。以上指导部都是日本人。     

镇远俘虏收容所纪实

一、第二俘虏收容所迁移到镇远设立在贵州省镇远县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又名“和平村”,始建于1939年4月。它的前身系常德俘虏收容所,该所成立于1938年3月,最初的所长是由刘长裕代理。从1938年3月23日接收第一批日本战俘,到1938年11月共收容俘虏SO多人。1938年7月,该所正式被命名为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由国民党军统特务邹任之任所长,姚开白、孙必亭任管理员。邹任之把收容所称为和平村,故得名。收容所当时对俘虏的教育方针,是采取“同化”政策,强迫所有日俘背诵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不服从者,以减食作为处分。镇远收容所…     

阅读的经历

正我的阅读始于"文革"前,即读小学时,阅读对象是小学语文课本。几十年过去了,还依稀背得一些,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春风吹,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小河流过我门前,我请小河站一站,小河摇头不答应,急急忙忙去浇田";"下雨啦,下雨啦,嘀嗒滴嗒,禾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麦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秋天来了,天气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研究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其存在时间也较长。由于位于安全区边缘且缺乏西方人士驻守保护,这个收容所频繁遭受日军侵扰。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收容所所长姜正云带领管理人员与义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难民争取生存空间。他们为难民安排住宿、施放米粥、实施医疗救助,积极开展难民救...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苦斗漫忆──建国前两年我在兰州的经历

我是１９４７年秋天由故乡古浪“盲流”到兰州的。在此后约两年的时间中,我所经历的苦斗生活,曲折地反映了那一时代西北边城的社会面貌。现在,就以我当年出走第一天的旅途日记,作为这篇回忆文章的楔子———１０月２７日深秋时节,早晨满地白霜。天色阴沉,凉风嗖嗖地...     

关于要求更正不实信息的函

《炎黄春秋》杂志社:贵刊2013年第9期刊出"如何落实八二宪法——专家学者众人谈"部分学者的发言节录,其中李步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发言说"关于违宪审查,中国法学会给中央提了十几个建议,其中三条是关键:一个是违宪审查,一个是要修改宪法第126条,一个是要讲宪政。这个报告送到了中央政法委,孟建柱批了,转发给人大研究。"经查,我会没有以"中国法学会"名义"给中央提了十几个     

一辈子痴迷于生意的父亲

叶相国：我家祖籍是兴国大冶,靠近湖北东边的阳新一带。大概是光绪年间,我的老太奶奶和爹爹用一根扁担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挑着一个伢,手里还牵一个伢,就这样逃荒到了武汉。     

南京沦陷初期难民收容所内的传染病防控

南京沦陷初期,由于恶劣艰苦的生存条件,难民收容所内陆续出现了传染病病例,传染病防控面临对传染病危害认识不够,卫生防疫资源短缺,以及应对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特别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在收容所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多方筹措卫生防疫物资,加强对收容所卫生检查与管理,给难民注射疫苗,收容所内终未形成“大疫”。这主要得益于欧美在宁人士对传染病的危害与应对有清醒的认知,难民收容所的有序组织与管理,以及其他慈善团体的支持。     

爱的抉择

正上课了,肖老师走进来,让我们在一张白纸上写下5个最爱的人。我隐约感到了气氛不太对,但还是提起了笔,认真地写下妈妈、姑妈、爷爷奶奶和外婆。这五个人,不,这五份爱都被暖洋洋的光包围着,仿佛是五个笑得幸福的娃娃。同桌奇怪地轻声问我:"你为什么写‘姑妈’而不写‘爸爸’啊?"我摇了摇头,姑妈对于我,就像一个守护生命的天使,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曾发了高烧,是姑妈抱着我半夜敲开了值班医生的门……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正>他结束了我的苦难我今年85岁。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7岁。父亲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和家庭影响,使我从小就接受左翼文化和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意想不到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暴,改变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命运。因为我当时和胡风赏识的作家路翎同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很敬重他,路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公安部逮捕,我和几个朋友立即被指控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配合胡风集团向党进攻。我们被当作"肃反"对象隔离审查。路翎是     

父亲眼中的一九四二

正2016年7月的一天,我陪着老父亲观看了电影《一九四二》。由冯小刚执导,张国立、陈道明、李雪健等大腕明星主演。这部电影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当时逃荒路上的民众,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冷漠和腐败,民众在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的历史场景。看完电影,82岁高龄的老父亲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从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艰难走过来的河南人,父亲对我讲起了当年他所经历的     

康天顺与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进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战场俘获之日军集中收容,并分别在陕西宝鸡与贵州镇远集中收容。贵州镇远是战时中国最大的俘虏收容所,在初期的收容过程中,收容所中存在一定问题。在中共安排下,康天顺来到俘虏收容所,对所内事务进行改革,较好地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并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