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青铜兵器技术研究

据古文献及出土文物证明,东周时期以青铜兵器及棘刺纹礼器为代表的吴越青铜技术冠绝一时,其制作技术均已失传。课题组根据现代科学仪器对文物标本进行检测所得信息,逐项破解了吴越青铜复合剑(又称双色剑)、剑首同心圆、细绳纹类礼器制作技术的奥秘。     

中国早期失蜡铸造问题的考察与思考

就先秦时期青铜器中四类无法按分块陶范铸造工艺解释的纹饰或附件——器物通体饰难于整体脱范的纹饰,纹饰凹槽内宽外窄,形成倒勾纹饰,纹饰边缘上翘,形成翻边的纹饰以及无范线绞股绳索状附件进行了技术分析或模拟试验,认为中国失蜡铸造技术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焚失法铸造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技术出现之后逐渐消亡;至春秋中晚期,无范线失蜡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所谓中国青铜时代“没有失蜡法铸造器例”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商晚期青铜工艺制作流程

我国青铜铸造工艺可上溯到夏朝,到商代晚期进入了制作技术的鼎盛繁荣时期,青铜器造型典雅、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被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东方青铜文化。商人是如何制作青铜器的呢?上古青铜器铸造技术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夏朝     

宝鸡石鼓山几件青铜礼器的仿制观察

通过对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3组共10件青铜礼器,从形制、大小、图案、纹饰、铸造、打磨等多方面,进行观察与比较,结合两类器物的时代不同等方面,推测为铸造一般甚至草率的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是宝鸡当地工匠仿制自铸造上乘的殷墟中晚期的青铜礼器。     

殷墟漆器的发现与研究——以辛店遗址出土漆器为例

殷墟时期漆器主要仿青铜器,种类较多,制作精美,纹饰繁缛,色彩艳丽,与当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宴乐战争等有密切关系。殷墟漆器制作与青铜铸造、制骨、制玉等一样,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专业手工业门类。以辛店遗址为代表的殷墟漆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大量的漆器参与到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器物组合中去,漆器与青铜器等配置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礼器组合,也使漆器具备了礼器的地位和功用。     

试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的两个发展方向

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礼器在殷墟二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自此走向了衰落。本文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礼器向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一个是向着明器方向发展,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方向发展。实用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一是沿着传统的样式继续前行,此风格在铸造技术上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有衰退趋势;另一种风格是在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此风格的青铜礼器造型奇特,纹饰夸张,使人耳目一新,在铸造技术上有较大提高。明器化和传统样式的青铜礼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而创新风格的青铜礼器多见于国内外传世铜器以及孝民屯部分陶范所对应的青铜礼器,后者真正代表了殷墟晚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应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殷墟晚期,殷人开始对上帝及鬼神有所怀疑,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大进步。     

器以藏礼 夏代青铜礼器的种类与特征

正说起中国青铜器文化,用"器以藏礼"四字概括最恰当。礼器是我国古代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具。我国青铜礼器铸造始于夏代。1973年,沉睡了4000多年的青铜爵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三期堆积层重见天日,这是我国第一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青铜礼器,它的破土而出为我们打开了古代青铜礼器铸造研究的大门(图1),让我们看到了夏代青铜礼器的身影,以后陆续出土了酒器爵、角、斝(图2)、盉和食器鼎。青铜礼器在夏     

试论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容器

通过分析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的器形和纹饰,可辨识其中5件属于尊、罍、瓿一类青铜器。这些铜器与三星堆遗址乃至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铜器在纹饰风格方面非常相近,推测为同一青铜体系,都属于商代南方系铜器的范畴,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三星堆遗址中尊、罍属于高等级青铜容礼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容礼器功能、地位应与之相同,表明在殷墟一、二期,作为都邑聚落中心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可能存在并行发展的阶段,这对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汉代的特种工艺镜（上）

商西周是中国青铜器的黄金时代,青铜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其铸造之精良,造型之美观,纹饰之优美和富于变化,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商西周居于青铜文化中心地位的,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礼与戎”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而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青铜镜,并未受到重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大变革,思想大解放,礼崩乐坏,     

略谈晋国晚期青铜器动物纹

西周一代,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列国青铜器在器型、纹饰上均无多大差异。进入东周后,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造成了各地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列国青铜器遂出现了差异,尤其是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这种地域差异更趋明显,并形成若干风格各异的青铜文化类型,大致有晋、楚、齐、秦、燕、吴越等式。它们以精美的造型和绚丽的纹饰使中国青铜艺术大放异彩,并将中国青     

南方青铜繹研究

两周时期,江淮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徐舒蔡楚吴越邗等南方各国流行鼎形繹、缶形繹、鬲形繹、飌形繹、提梁?繹、方繹、双耳兽流繹等,既受中原影响,又承袭土著文化,既具时代特征、又有地域风格。特别是源于江淮地区北部,流行于楚吴徐等国的?繹,代表了东周时期南方系统青铜文化特色,并对中原及百越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世界铜鼓之王——北流型101号铜鼓铸造工艺研究

体大壁薄的世界铜鼓之三──北流型101号铜鼓是世界上迄今所见最大的一面铜鼓,具有相当大的铸造难度。本文对北流型101号铜鼓的内外陶范及鼓耳的制作方法、内范结构、在外范上直接制作纹饰的方式、浇注工艺和垫片的使用等古代铸造工艺进行了研究。还探讨了该铜鼓的结构特征及鼓足残缺的成因。     

湖北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跑马堤墓地是位于湖北省宜城市郑集镇的一处战国至汉代墓地。该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为研究从战国到汉代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变迁提供了系统性的资料。本研究对该墓地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和元素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战国晚期铜器的材质包括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两类,不同类型功用的器物,在材质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西汉铜器的材质则以铅锡青铜为主,合金元素总量相对于战国晚期铜器要低,而且变化范围较大。整体上,该批铜器主要为铸造成型,但其中有3件汉代青铜容器为锻造而成,这三件锻造铜器均为敞口薄壁器物。研究结果可为汉代以后考古学和金属技术史研究提供资料,并为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史演进序列的补充完善提供科学数据。     

山东新泰出土东周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研究

为探讨东周青铜复合剑的制作技术,采用X光探伤、CT、XRF、金相分析等方法,对出土于山东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齐国墓的2把青铜复合剑进行了内部结构、制作工艺、合金技术、金相组织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2把青铜复合剑均采用低锡合金和高锡合金两种材料复合而成.在检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泰出土的2把青铜复合剑与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在结构上,低锡区设置在剑脊的两侧,其截面结构呈现多种形式,与高锡区铸接,浑然一体;在成分上,低锡区含锡量仅为4％,具有锡青铜最佳的延伸率.结合青铜复合剑剑柄的特色,认为虽然新泰出土复合剑的内部结构与已研究的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有明显差异,但制作理念应是一脉相承的.     

望京楼遗址出土青铜器研究

望京楼遗址是夏商时期重要邑聚,为了解该遗址铜器制作工艺水平,通过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2010~2012年新郑望京楼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样品进行组织与成分分析和探讨。该批铜器未见青铜容器,仅有小件工具和兵器。但仍可初步反映出望京楼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材质多样化和加工方式非单一性;对望京楼铜器分析反映出该区域使用锻打应该有了一定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能依据材质和器物薄厚、尺寸选择工艺,对锻打技术认知度较高。望京楼铜器具有的原始性,应属于铜合金使用的早期阶段。研究表明,商代对于器物成分与性能关系的认识程度比之前得到提高。器物是本地制作还是外来还需要更多材料证明。     

谈曾侯乙尊盘的铸造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对芯范加工修琢,经过匣范成型,外糊加固泥的泥质合范铸造工艺,是至今所能见的镂空青铜器的主要浇铸方法。     

西周早期圆形尊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许多都铸有扉棱,但最早出现扉棱的青铜器,应该是商中期的圆形尊,而商早期所有的青铜器都没有扉棱.在西周的圆形尊中,除了没有铸扉棱的尊外,其余多是铸有三段扉棱.青铜器上为什么要铸造扉棱?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西周一些圆形尊的表面纹饰中,常出现翘起的牛角纹饰.这些纹饰是怎么制作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范铸模拟实验,使得上述两个问题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利用同墓葬出土泥芯、陶器示踪青同器铸造地初探 一以湖北襄樊部分东周墓为例

为研究出土墓葬青铜器铸造地,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对湖北襄樊的余岗、沈岗、团山、陈坡四处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泥芯、陶片进行测试分析,试验结果与山西侯马、武汉盘龙城遗址进行比较分析。对比研究显示,襄樊地区泥芯与当地墓土、陶片在常量元素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与黄河流域的侯马和长江中下游的盘龙城有明显区别,说明襄樊地区这部分铜器应为本地铸造,暗示江汉流域存在自己特有文化。本项研究工作首次尝试利用同墓葬陶器化学成分探索青铜器铸造地,是泥芯研究青铜器铸造地的重要补充,泥芯和陶器相互配合,为青铜器铸造地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Tin‐Rich Surface Decoration of Chinese Bronzes: A Case Study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In this paper six bronze artefacts of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o Han dynasty (770 BC ‐ 220 AD) with tin‐rich surface decora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were studied using a variety of analytical techniques. The decoration patterns include trellis patterns (菱形纹) on two swords of the Yue state, tiger's striped patterns (hu‐ban‐wen, 虎斑纹) on two swords from the Ba‐Shu region, a hexagonal star pattern (六角星纹) on a spearhead of the Wu state, and a cloud‐like pattern on a garment hook. The tin‐rich decorations on those objects were produced by deliberate tinning processes;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tinning techniques were used, including the use of tin‐rich pastes for the trellis pattern of a Yue state sword and for the mottling decoration on the Ba‐Shu swords, amalgam tinning for the hexagonal star pattern on the spearhead of the Yue state, and hot tinning for the cloud‐like pattern of the garment hook. Different tinning techniques could have been applied to produce similar tin‐rich decoration patterns, and vice versa, a single tinning technique could have been used to produce different tin‐rich patterns on different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