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诗人“说真话”于中国的意义

归来诗歌是当代诗坛构成复杂、创作时间跨度极大的一个诗歌现象,归来诗人群的形成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概述了归来诗人群形成的原因,并以诗人艾青为具体例子,研究归来诗人的思想觉醒,通过分析归来诗歌的主题和思想内核,揭示其“说真话”对文学创作及中国社会的意义。     

论谢脁对“永明体”理论的实践及其成就

永明诗体新变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标志着精严声韵诗体的出现。谢脁是永明新体诗的主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对永明新体诗“四声八病”创作的理论求、圆美流转诗风的自觉追求以及诗歌形式美、外观美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对谢脁甚是倾服,可见其对“永明体”的实践有着较高成就,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做出了重的贡献。     

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

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风雅”和“风骚”作为诗歌的渊源,作为检验诗风的标尺,作为各种诗体的宗祖,其至高地位似乎是无须加以讨论的。但是历代文人虽然习惯于标举“风雅”和     

禅宗教育思想评说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六祖慧能实创禅宗。慧能是唐广东新州人,因闻人诵《金刚经》有所悟,便去湖北黄梅拜师,初为行者,因识心见性,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受到禅宗五祖弘忍的重视,秘传法衣于慧能。慧能前以《金刚般若经》为教学内容,讲经说法。慧能则讲《坛经》,后经神会的改编而为禅宗传宗的典据。安史之乱后至唐末五代时期为禅宗最盛行之时,此禅宗发展为五大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元明清三代,禅宗与净土宗逐渐合流,禅宗见性成佛的顿悟思想与净土宗称名念佛、简单易行的成佛道路,吸引了众多的信徒。禅宗的教育思想,下仅流传最广,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而且还远播朝鲜与日本。 一、“见性成佛”的教育宗旨 禅宗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成佛的方式却有别其它各宗。佛性是人人具有的,“顿悟成佛说”成为禅宗所独有的教育宗旨。禅宗认为“心即真知”、“即心是佛”、“心即理”,把外在佛变为内在佛,把“真如佛性”视为本体,认为世上一切是心（佛性）的外化。认为“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     

谈孟浩然其人之“简傲”与其诗之“清”

通过对孟浩然诗歌的意象与意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孟浩然个人气质与其诗歌特色之间的关系:孟浩然的"简傲"气质类型影响了他诗歌"清美"诗风的形成;而其诗歌的"清美"诗风又体现出了他的"简傲"气质类型,二者相互作用,形成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独特风貌。     

秋冷先知是瘦——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换、寓洛原因和“中隐”生活

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前期创作了大量不朽的社会性讽喻诗,充分展示了他“动言直笔书”而“不惧权豪怒”的直吏本色和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后期,诗人又吟咏了相当数量的山水、田园间或有感伤情调的闲适诗,“独善其身”是这一时期诗作的主要表述倾向。白居易从“志在兼济”的入仕抱负到官场失意后的“独善其身”,不是简单的表象变化,而是诗人在重创之下屈而难伸的思想转换,“江州之贬”就是这种思想转换的界碑。     

莫友芝未刊稿本《影山草堂学吟稿》述略

晚清贵州学、诗人莫友芝的未刊手稿《影山草堂学吟稿》保存莫氏早期的诗歌66首,诗歌反映了晚清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存留有莫氏诗学见解;并可以从诗歌中了解诗人诗风形成的过程。     

生成情境与诗学意涵——以沈德潜“温柔敦厚”说为核心的考察

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诗学作为其诗学的根本。在他之前与同时,有明清之际的诗人、清圣祖和清高宗三种不同的“温柔敦厚”诗说。沈氏之说与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潜诗学的“生成语境”,可以发现,沈氏一生以诗人自命,其大半生的关注点只是集中在吴地诗坛与诗风,与政治诗学的关系并不紧密。因此他并非传统认为的希望恢复诗教,其本意是要借经的权威以尊诗,而非还诗於经、藉诗行教。在此基础上分析沈德潜“温柔敦厚”诗说,可以认为它包含了总纲、题材、创作方法与诗歌风格四方面的内容。这既是对“温柔敦厚”诗学集成式的总结,同时又不乏诗心独运的新见。     

张九龄及其“感遇诗”

张九龄的诗,有相当一部分是应制之作,但也有一些赠答、写景、抒情的诗篇,写得细腻,感情真挚,辞藻清丽。特别是晚年被贬荆州后,所写的《感遇》诗十二首,其精神与诗风都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相近,对改变梁陈以来的绮丽风格和扭转初唐以来形式主义的诗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首先是陈子昂打出了“反齐梁,学汉魏”的旗帜,[第一段]     

清代贵州诗歌之“王气”论略

钱仲联先生的诗学研究取向,始终以儒家经学传统为参照,其评价清代贵州郑珍诗歌,以“王气在夜郎”一语概言,既包含了有清一代“诗学”中心西移的客观信息,透露了清代诗歌历史的盛衰状况,亦强调了诗人的“学问”功底及作为诗人的经世致用功夫。在清代诗学“汉宋之争”与“宗唐崇宋”风气合融的道路上,钱氏以为惟郑珍独具“王者气象”。其核心在于文学经学化最高“体用”追求的张扬与发挥。     

“沉思”的光辉——郑敏《金黄的稻束》的艺术解读

在经历了令世人失语的年代,诗人郑敏将中国古典与西方现代的艺术相结合,用富有张力的诗句承栽了那希望与忧虑交织,痛苦与亢奋并存的复杂情感。在将“思想知觉化”的过程中,诗人努力实现诗歌在形式与内容,表现现实与挖掘内心的“平衡”。她主张诗要在丰富的意象中寓以深刻的哲理,虽历经数十载,“金黄的稻束”仍“站”在那里静默地“沉思”着,作为一个思想,它光辉同时也照耀着后来的沉思者。     

当代“史诗性”诗歌综述

当代“史诗性”诗歌是一代青年诗人在“朦胧诗”走入困境时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贡献。他们抛弃了“朦胧诗”只注重历史控诉和社会学层面的沉思姿态,自觉地把目光凝聚于东方文化传统的沉积层,冀求开掘出当代中华民族重新振兴腾飞所亟须具备的精神养料,借以完成对民族文化心理重构的历史使命。     

“童话诗人”顾城

顾城是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风纤弱、机智、纯净,被称为"童话诗人",这也是顾城的创作选择和追求目标。本文对顾城创作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浅要分析。     

“白屋诗人”吴芳吉

闻名于“五四”时期、享誉华夏的重庆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字碧柳）,以创作《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名人志士的高度赞誉,他的诗歌曾被选人20世纪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但他的苦难经历,他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特立独行的处世原则,却一直鲜为人知。笔者经深入采访,撰写成下文,以飨读者。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中“达”之意略论

《旧唐书》卷一一《高适传》云：“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现在学界颇有质疑该句的说法。然而根据《旧唐书·文苑传》所立传记及其不列文苑传中而文学有建树者进行考察比较,发现在高适生活时代及其以前的诗人,均没有高适之“达”。“达”之意不仅指官位显贵,也有仕途顺达、畅达之意,还有“达见”、“达识”之意,即对形势透彻预见、见识通达。     

从艺术到佛法：艾伦·金斯堡与邱阳·创巴论佛教诗学（英文）

作为“垮掉派”诗人的代表,艾伦·金斯堡与其上师邱阳·创巴仁波切,于20世纪70年代,共同创立了以“诗歌与佛法”为主题的系列论坛,旨在以诗歌辅助修行,以佛法指导创作。金斯堡将其坐禅的经历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通过修习止观体悟诗歌的即兴表达,探索出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同时在修习佛法的影响下,金斯堡从《嚎叫》时期开始展现的反抗精神在这一阶段收获了新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了其后期以剖析“我执”为核心的非暴力诗歌语言。邱阳·创巴仁波切既接受过系统的寺院教育,又熟习英语文学与当代诗歌,与金斯堡等诗人一同探索如何以当代诗歌的语言教授佛法与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将诗歌创作转化为一种修行法门。邱阳·创巴受到禅宗艺术的启发,将诗歌等艺术形式与佛法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佛法艺术”的独特理论。文章通过深入分析艾伦·金斯堡及邱阳·创巴关于“诗歌与佛法”的相关实践与理论,探讨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下,佛法与艺术相结合的路径与成果。     

佛教禅宗与“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是一种经验性的类比思维,“禅”与“诗”都是复杂的范畴,难以笼统论之。前者涉及禅语、禅法、禅理、禅趣、禅宗有关宗派、参禅的活动（态度、方法等）、禅家之妙谛和禅宗公案故事等;而后者则涉及诗人、诗派、作品、读者四大方面,进而包容构思、写作、赏析和评论等活动。”所谓“喻”则取譬喻之意,表现为一种通过将“禅”与“诗”进行类比,最后诉诸于“诗”的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分“何以以禅论诗”、“何为以禅喻诗”、“如何以禅喻诗”和“从《沧浪诗话》看以禅喻诗”四个部分,分析了“以禅喻诗”的存在原因、意义内涵、思维方法和在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具体表象,以实现对其较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     

论慧能“三无”思想对人类心灵和谐的终极意义

本文论述了慧能“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基本内容,提出了用“主体意识本性化”来理解禅宗思想内涵的基本观点,并从人类恢复心灵和谐本性的视角阐述了慧能思想的终极意义。     

道宗佛影儒骨中的李白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他以“自然为宗”,诗风豪迈奔放、飘逸若仙,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美称。李白是一个尊道信佛之人,但也是一个渴望从政而有所作为的人,所以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多种思想的杂糅。     

“逍遥之神韵”与“拯救之意味”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比较

中国“自然诗终让渊明独步”,华兹华斯作为“自然诗人”,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者都崇尚自然,表现自然,但诗中的自然却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陶渊明的诗歌呈现出与天地同一的审美境界,具有逍遥之神韵,华兹华斯的诗歌呈现出在人神之间的宗教情怀,具有拯救之意味,这源于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