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基地博士生李军荣获2007年度敦煌奖学金

2008年3月16日,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在兰州市西北宾馆迎宾楼召开了2007年度“敦煌奖学金”颁奖仪式,这是该项奖学金设立以来首次颁奖。获得这项荣誉的5名在读博、硕士研究生分别来自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国内高校,其中敦煌学基地博士研究生李军名列其中。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

伯希和亲口叙述了他于1906～1908年在新疆喀什、库车等地进行长时间勘察、发掘．收集了大量文物,尔后又到甘肃敦煌,通过诱骗等手段,获取大量敦煌宝藏并顺利运走的过程。法国朝野各界因此把它视为“英雄”,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本文就是伯希和在欢迎会上的汇报演讲。     

敦煌变文

说唱艺术是中国的优秀文化,在现知的我国最早的说唱艺术形式中的敦煌变文,对说唱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与后世的词话、弹词、鼓词等关系密切。敦煌变文是清光绪年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变文亦叫“变”,是“转变”的底本。“转变”是唐代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奇异或是变写文体,“转变”即讲唱奇异的故事。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变文即是转变的底本,是研究我国古代说唱艺术的重要资料,它对我国说唱艺术的影响极大。 散文与韵文交织、说与唱兼有是敦煌变文的主要特征。我国曲艺的起源一般认为始于唐代,虽然说先秦的…     

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①从“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劫余录》与“伤心史”、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四个方面,就贯穿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视野》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同时作为对荣教授大作的响应,也为了能对编写敦煌学…     

悦读

《敦煌之旅》 “敦煌”一词意味着瑰丽、博大、神秘,抑或是浪漫、悠远？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在20世纪70年代游历敦煌后。结合大量历史资料,辅以陈氏的想象与推理,为读者呈现一派原汁原味的敦煌风情。     

“交流与碰撞——丝绸之路文化论坛”在兰州大学举行

2012年7月27—31日,由兰州大学研究生院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2012年海峡两岸研究生暑期学校“交流与碰撞——丝绸之路文化论坛”在兰州大学积石堂四楼报告厅举行。现场的学员有来自大陆、台湾以及德国图宾根大学等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青年教师等共计75人,总规模达到120余人。     

作为丝绸之路学的韩国敦煌学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是末法思想。辽代有1052年“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与辽有交往,发展到曹宗寿、曹贤顺初期二地更是关系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便传到敦煌,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敦煌佛教教团便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为代表的措施,表达了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即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可能封闭于曹贤顺初期(公元1014—1020年)或稍后。     

敦煌艺术亮相中国美术馆

为弘扬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研究院于2008年1月19日至2月21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内容包括敦煌石窟艺术展、艺术名家与敦煌展、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作作品展三部分。敦煌研究院为此次展览提供了丰富的展品,包括敦煌石窟复制洞窟10个、敦煌石窟彩塑复制品11尊、敦煌石窟壁画临本120幅、敦煌莫高窟千相塔出土彩塑真品10件、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真迹10件、敦煌石窟其他出土文物10件,以及部分“艺术名家与敦煌展”展品、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作作品。这些石窟艺术珍品以往多是在博物馆里展出,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

中国文艺复兴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是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久久思考和孜孜探索的重要命题。该文对现代学界纷呈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作了表述和解析,并通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所推动的20世纪显学——“敦煌学”的文化现象考察“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解读了敦煌文化遗存与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种种同比性．进而论证：中国“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成都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时间在1944年1月,标志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而中国文艺复兴的盛行始于当今。此外,该文首次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论”。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名敦煌学家王重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主办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9月17—19日在北京湖北大厦召开,与会代表共7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日本等国。会议收到学术论约60篇,就敦煌遗书的收藏保护与数字化、敦煌写本研究、敦煌遗书修复、追念王重民先生敦煌学研究贡献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参观了“王重民先生生平展”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本对这次学术会议进行综述介绍。     

敦煌研究院召开系列活动庆祝建院70周年

成立于1944年的敦煌研究院迎来了它的70岁生日,敦煌研究院以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展览的形式纪念建院70周年。“2014敦煌论坛：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中国·敦煌——文物的生物退化与防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百余名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美术研究等学术问题。“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数字敦煌展”在兰州开展。     

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兼为王冀青先生补白

身为敦煌学研究,自然会对“敦煌学”这个词感兴趣。除了“敦煌学”到底能不能成为“学”之外,“敦煌学”这个词到底什么时候出现?敦煌学这门学问到底什么时候正式形成?敦煌学发展至今,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成果与特征为何?如此等等,都在兴趣之内。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举办“敦煌·吐鲁番学讲习班”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间和会后(1983年8月15日至1983年10月14日)举办了一期“敦煌·吐鲁番学讲习班”。来自甘肃、新疆、陕西、宁夏等地的学员列席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旁听了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议闭幕后,“讲习班”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敦煌·吐鲁番学界各方面学有专长的同志讲授了一组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专题课程。这些专题是:     

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敦煌石窟艺术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对此都有具体的反映。本文首先从探讨“敦煌”与“莫高窟”的名与义入手,论述古代少数民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接着分别对敦煌历史上活动时间长、文化遗产保留多而且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民族（月氏、吐蕃、粟特、回鹘、西夏等）的历史文化贡献进行了钩稽,并论述了敦煌少数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能动作用。     

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吐鲁番已有棉花种植。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与吐鲁番气候相似,交通便利,因此敦煌也应有棉花种植,其证据主要是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其实,“”除指棉花、棉布外,还有毛布或毛织品这一涵义。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书中的“”并不是指棉花,而是指毛布。敦煌文书《官布籍》中的官布也是毛布,并非棉布。唐五代时不仅敦煌,就是内地也还没有棉花种植。棉花并没有通过西域,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应该不是原来新疆种植的棉花,也不是经河西走廊传入的,而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     

被漠视的敦煌劫宝人——塞缪尔·马蒂洛维奇·杜丁

译者说明：敦煌藏经洞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偶然打开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探险家”陆续来到这里,劫掠走了大批的经卷和其它文物文献。这些所谓的“探险家”,有的广为国际汉学界所知,而大多数却暗淡无光。了解所有的“探险家”与敦煌有关的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敦煌宝藏被盗取的历史真相,而且对于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无益处。适值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一百周年之际,现谨根据有关文献,译介上个世纪之初一位俄国“探险家”与敦煌有关资料,以供参考。诸如斯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奥登堡(Olden、urg)这样一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