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蜀”考

南宋"四蜀",即为北宋时的四川,继有先秦巴、蜀两个方国和秦汉以后巴郡、蜀郡的地域范围。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的先后存在,"蜀"便成了对四川地区的专称,并为宋代人所继承。此外,"四蜀"有其特定的内涵。行政区划上,是"川峡四路";职官设置上,为四安抚使和四都统制。这充分表现在有关南宋史实的文献记载中。在标点时,"四蜀"应该是一专有名词。     

辽代四楼研究

史料记载,阿保机时代辽地建有四楼。对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此四楼之"楼",并非是汉语意义上的"楼"。本文论证,阿保机时代辽地出现汉式建筑四楼,完全具备条件,并认定辽上京开皇殿前身的明王楼即西楼,金铃阁即东楼。同时还对南楼、北楼的所在作了推测。     

年鉴大事记的编写应把握“四要”

大事记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写大事记应遵循其重要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为此,应该提倡和把握"四要",即,广开信息渠道、客观公正、突出重大意义、严谨规范。     

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四弱四强”现象探析

针对当前大学女生思想出现的"四弱四强"现象,应加强理想和信仰教育,使大学女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深入实践,贴近实际,有的放矢,解决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应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理念,创新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变应变,推动大学女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的两个问题

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秦俑两军建制与奇正战术——从“四号坑”说起

当年兵马俑发掘者对"四号坑"的认定虽然缺乏坚实的考古依据,但理论上确认"四号俑坑"符合先秦左、中、右三军建制。之后有学者质疑"四号坑",但学界主流论点仍认为"四号坑"为未建成的俑坑。本文通过对原始资料的进一步检索分析,并结合奇正战术理论,进一步确认"四号坑"非拟建之俑坑。进而论证兵马俑战术布局不是左、中、右三军建制,而是按照奇正战术原则,一正一奇的两军配置,在兵马俑布局及战术思想研究方面提出了新认识。     

四川广元千佛崖涅槃造像分析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和已披露的考古资料,辨析四川广元千佛崖唐前期495龛和746窟涅槃造像的内容及表现特征,进而阐明746窟涅槃像与744窟双树说法像形成组合关系,且与涅槃义理相契合。初、盛唐之际涅槃造像兴起与武周革命具有内在联系,涅槃实有影射女帝武则天以方便身为转轮圣王之用意。     

敦煌卷子《张仲景五脏论》中"四色神丹"考

敦煌卷子P.2115、S.5614<张仲景五脏论>中"四色神丹"一方,只有方名及功用,而无具体的药物组成.查考宋代及宋以前书籍,可见到<伤寒论·伤寒例>中的"神丹"方,<抱朴子内篇·金丹>中之"神丹",<千金要方>中之"神丹方"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苏沈良方>、<医方类聚>等书中所载之"四神丹".本文对上述方剂进行分析后,认为"四色神丹"系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所载之"四神丹",其跟道教与医学的融合关系密切.     

四渡赤水评价考

<正>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     

论判教思想对敦煌北朝至隋石窟的影响

中国佛教早期判教中,将《法华经》与《涅槃经》并举,并以《法华》融摄《涅槃》者,始于南朝梁法云。在其"五时教"中,将《法华经》提至与《涅槃经》并举的最高阶位;又在其"四乘教"中,将《法华经》定为圆融一乘的实教,成功实现《法华》对《涅槃》等诸经的融摄。隋代天台智顗承续这一思想而提出经典的"五时八教"判教观,将《法华经》推至"诸经之王"的崇高地位。北朝至隋敦煌石窟中出现的《法华》题材与《涅槃》题材并举,且以《法华》融摄《涅槃》及他经的艺术现象,极有可能是受这一脉判教思想的影响。     

书讯

《西藏历史图说》该书共分六章,借鉴西藏史书的写法,以95个故事,讲述西藏从远古到1959年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再加以数百幅图片及其简要说明,全面呈现了西藏自有人类以来的文明发展。它用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让人从一个个人物的悲喜命运和一幕幕恢弘的历史场景中感受西藏历史的发展脉络。该书四色印刷、双封面,同时呈现如音频、视频、画中画、电子书等数字出版于一身。     

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将唐代的剑南道东西两川划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转运使路,称为"川峡四路",后遂省文而称"四川",没有实际的权力机构与之相应。至南宋初年,开始将"四川"冠之于某种专门职权的官衔之上,有了部分军政实权。相沿至今的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从元代开始的。"四川"词义这种由虚到实内涵的演变,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实例。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     

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或强调物质文化的本体形态、结构和功能,或强调物质文化背后的"语法规则",或强调物质文化的传承……各有自己的学科追求和研究旨趣,各自展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发展出了以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总体呈现"理论,民俗学发展出了以迈克尔·欧文·琼斯为代表的"物质行为"理论。前者强调物的社会性,后者强调物的文化性、传承性和对人的关注。"物质关系"借鉴两理论的优长,视物为人类实践的中心环节,并将其置于由自然生态、物、人、社会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讨论,以此展开人和文化的整体研究。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则是在"物质关系"理念下,提出的作为物或物学研究之基础——物质文化民族(俗)志考察和撰写的基本框架。     

跋东魏武定四年道颖造像碑

出土于河南沁阳、现藏美国纽约的东魏武定四年(546)道颖造像碑碑阴的太子诞生图像,采用一图数景式布局,其中的九龙浴太子及属于"三十二瑞应"的黄羊生子、白象生子、国界枯树生花等,都是中原北方地区珍贵的佛传故事题材,而帝释、梵天持水罐灌洗太子则与犍陀罗造像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太子三十二相中的"二手过膝相"等常被忽略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三十二瑞应"图像与南朝地区的同类图像在表现手法上各有特点,中原北方地区多采用一图数景式与一图一景式相结合的表现方式,南朝地区多采用一图一景式,而敦煌莫高窟则采用叙事式的连续画面构图方式,显示了地域性和载体的差异。     

对苏中四分区民兵反“清乡”斗争的历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为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策划实施了"清乡"阴谋。1943年初,日伪"清乡"区从苏南扩展到苏中地区,并把四分区作为苏中"清乡"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中四分区民兵作为一支主要的武装力量,与抗日主力积极配合,历经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2013年是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70周年,我们继承和发扬苏中四分区民兵高昂战斗精神同时,更要以史为鉴,给予新时期民兵工作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四维目标模式探析

本文从理论上探索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系列问题,基于"生态旅游四体系统"理论,构建了理想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四维目标模式",论述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于生态旅游的多主体受益者。根据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内涵的多维性、状态的差异性、受益者的多主体性的特点,应用生态学的"共生理论",得出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最佳途径是其多目标、多受益主体的和谐共生的最终结论。     

大通蛙图腾祭祀舞『四片瓦』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黄东、黄西两村群众独有的蛙图腾祭祀舞"四片瓦",是保留了宋代之前民间蜡祭仪礼信息的古老舞蹈",四片瓦"以四块如瓦状的骆驼腿骨为道具,并因此得名。□它反映了当地村民对昆虫的天敌——青蛙的图腾崇拜,以及对农家五谷丰登、粮食满仓的企盼。     

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

辽代的石舍利函上浮雕的涅槃图内容丰富,其图形可远溯自犍陀罗石雕,在北朝和唐代也可发现类似的图像.辽宋时代涅槃图中佛弟子大迦叶抚足的情节改变成了贵人相的老者抚足,这可广泛见于西夏、宋、辽时代的壁画和舍利棺上.此外石棺上雕刻的"金仙"一词也早于文献记载.     

试论元代“四等人”制

"四等人"制是元代提出的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制度,在史学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在研究中大多被用作是元代"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证据。然而在元代,民族间交往、民族间通婚加剧,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界限被打破,社会财富增加,"四等人"制作为主要的民族政策之一,恐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还是占主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