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正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一种红色货币。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市场变为主要流通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而法币多为主币,是在辅币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发行的。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陕甘宁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1937年10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银行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1948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先后发行过“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芬”、“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3种纸币。现分述如下。     

陕甘宁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正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直接继承者,同时,以其为主体的西北农民银行又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1937年10月,陕甘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l948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共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3种纸币。一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陕甘宁边区票证及教育文献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陕甘宁边区时期的货币种类齐全,其中的部分货币以及建设救国公债、光华商店的代价券,请参考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陕甘宁边区的“苏票”和代价券》,见《中国钱币》 1990年第4期。李永平、尹德生《甘肃省博物馆藏陕甘宁边区货币     

抗战期间抗日民主根据地货币发行概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出师抗日。为了支援前线,巩固后方,改善根据地军民生活,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允许被割断区建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的决定,相继建立起自已的银行。据统计,我党领导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中,先后建立起24个较大银行（另有10个较小者）,共发行了488种货币（详见附表）。只有东江抗日根据地受条件限制,未能发行货币。各家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主要是：（1）陕甘宁边区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黔西县流通券

多年前笔者收集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黔西县流通券”五分券（图1）,该流通券交叉旗帜的图案较少见。只有“中华革命军义饷券凭单”的试样票和陆军部发行的“军事用票”。     

陕甘宁边区货币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了三种货币：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了推广陕甘宁边区的货币,边区政府和银行不仅对国民党方面的责难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而且制定了各种政策、法令和措施,以保证边币的稳定。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银行对于推广陕甘宁边区货币所做的工作,目前还未见学者利用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将利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银行的档案资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以阐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货币政策。     

淮上地方银号币之我见

淮上地方银号币是华中革命根据地的货币之一,存世实物仅见伍圆、拾圆和贰拾圆三种券别。其中伍圆券券幅155×56mm,面蓝色,上端为“淮上地方银号”和“流通券”名称,左石桥、村落、农田图景,右侧上方为面值,下方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印”;背桔黄,中间及四角各有“5”字纪值,右长城图景,下端有英文面值及“1945”年份。拾圆券是将“豫皖苏边地方银号”拾圆券上的“豫皖苏边地方银号”行名删去后,[第一段]     

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辨析

由于史料无考和存世稀少,一段时间以来,泉界对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以下简称“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说法：①认为史料没有记载北海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1940年印过票子,所以不可能存在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     

中国银行孙中山像百元法币券初探——兼述中行最后一张“改版券”:“无地名孙中山像百元法币券”

<正>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美钞版中国银行孙中山像法币券(略名"二九美"),定印时为五、十、百元券三种;续印时增加二十五、五十、五百、一千元券四种。这样,"二九美"的面额增至七种。~①其中五百、一千元券两种(券面年份为1942年)未交中国银行。~②这七种面额之券中,五、十、二十五元券与两种未交中行之券券面无地名,五十元券为重庆地名,惟百元券有"重庆地名"与"无地名"之分。为理清"孙中山像百元法币券"(以下称"孙像百元券")这一钞券现象的原委及其相关的券     

贵阳发行的“节约建国储蓄券”

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打着“抗战建国”的旗号,以筹措建设资金和稳定通货为借口,先后颁布了《节约建国储金条例》、《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和《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办法》。据《贵州金融大事纪要》载,为了推行“节约储蓄券”,1940年10月1     

新发现的“义宁县地方金库券”试考

2006年秋,广西桂林附近的临桂县五通镇(原义宁县县城)惊现出几张不见经传的奇特纸币———义宁县地方金库券。此金库券见有壹佰元和伍佰元两种面额,现将它们分别介绍如下。(一)壹佰元券。该券长148、宽75mm。券正面为青蓝色,四周有边框,四角有“壹百”字样。券上端横书“义宁县地方金库券”八个楷字,券右边印券额“壹百圆”,左边印园林图。“壹百圆”下方盖有两个红色方印,印文分别为“会长之印”和“副会长印”。园林图下端印有“凭票即付国币壹百圆正”字样。券面的右侧预印“字第号”,此张券上加盖有“义”和“001035”流水号。券面的左…     

明万历“阳券”探析

<正> 在中国古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应用最多、最广泛的契约形式,莫过于地契了,而“阳券”形式却是见之甚少。因此,现存廊坊市文物商店的一具“阳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古代土地契约的新领域。 “阳券”系青砖质,呈正方形,边长45厘米,厚7.5厘米,墨地填硃色,阴纹刻制。正面直行楷文,左上角突出“阳券”两个大字(照1)。背面有阴纹符篆(照2)。左则为五个半形字“存永远为对”。(照3)     

也谈“中国代用券”

1995年《中国钱币》第4期发表了吴筹中、赵隆业两位先生《试谈“中国代用券”》一文。文中所列大多为上海地区的代用券,笔者因在上海平时所见也以本地为多。“代用券”或称“代价券”,一度流通市面,发挥了货币的作用,当属货币史、钱币学研究范畴。正如吴、赵两位先生所言：“对中国代用券的研究和收集,涉及中国近代货币史,而且对某些金融史、地方志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笔者细细拜读后,就手头掌握的资料在此补充两点：第一,关于“中国代用券”产生的背景,文中写道：“‘中国代用券’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旧时银行发行的纸币,…     

关于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票币有关版别的探述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下简称“湘赣省分行”)成立以后,于1933年、1934年发行了多种面值的银币券。1933年发行有壹角券、贰角券、壹元券三种。1934年发行有拾枚券(铜元券)、伍分券、壹角券、壹元券四种。关于湘赣省分行的票币在印色与版别方面有值得探讨的地方。现将其壹角券、贰角券、壹元券在印色与版别方面的区别,探述如下:     

读萧军《延安日记》

1940年6月15日,萧军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来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     

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边钞问题研究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发行的货币有光华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平衡贸易、稳定金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边钞发行过程中最基本的方针。边区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开展汇兑、代理金库、管理外汇和金银、发放贷款和建立信用合作社等六个方面。边钞的发行在陕甘宁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扶持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边区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试谈“中国代用券”

试谈“中国代用券”吴筹中,赵隆业“中国代用券”（俗称代价券）是货币史、钱币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它在一定时期里起着流通手段和价值符号等职能。所谓代用券,大都未经各级政府批准,为了解决市场上辅币券短缺,找零不便的问题,由各单位发行的小额票券。其代替辅...     

民国时期费县发行的铜元券

图1前不久,笔者觅得三张民国时期由山东省费县财政处发行的“费县钱票”铜元券和“费县临时通用钱票”铜元券。今将三张钱票分述如下。费县钱票伍拾枚铜元券:该票为横式,票幅1360×830mm。钱票正面主色通体为绿色,花边四角分别印有大写“伍拾”字样,花边内上自右至左印有“费县钱票”券名,下两侧分别横印带有冠字号的红色编号F141480。其下两椭圆形镜式花纹中部竖印“铜元伍拾枚”面额,镜式花纹两侧分别竖印“完粮纳税,一律通用”,下部印有“费县财政处发行”和“中华民国十五年印行”落款。背部通体图案为褐色,花边四角和主图案两端分别印…     

延安“向日葵”案

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曾发生了一起彭尔宁“向日葵”“特务”案。彭尔宁,原名钱家骥,当时只有28岁,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于1940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进入自然科学院。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在学院墙报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