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

196 9年“5·1 3事件”后 ,马来西亚原来的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三党执政联盟被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所取代。国民阵线的组成 ,改变华人政治力量的布局 ,即由原来执政的马华公会对若干华人反对党变成民主行动党一个反对党与几个华人执政党的对峙。这种局势一直沿续到现在。但更多华人政党加入执政阵营 ,并没有提高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反而使华人社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     

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借鉴西方社会经济理论,运用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与“分利”是衡量民业价值的标准,使占人口半数强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一条途径等一系列新认识。这些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启示。     

清末民初国民捐运动的意义及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它的发展延续过程,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奠定了观念基础,也使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民心之可畏,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分三部分:国民捐的去向、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国民捐运动国际影响。     

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

时至清末,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高扬中国传统社会所未见的国民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前程进行探索后而得出的一个思考的结果,并为此展开了塑造国民意识的文化实践活动。     

论法兰西共和国国民教师的政治职能

法国大革命前后,小学教员的职能是有根本性区别的。19世纪共和体制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小学教员扮演过一种不容忽视的宣传角色。他们的努力令世俗观念深入国民心中,从而为政府与教会分离法的颁布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并促进了公立学校与教会的分离。笔者认为,应以“国民教师”这一具有政治定义的称谓取代我国史学界对法兰西共和国小学教员的统称“小学教师”。此外,共和政府对其政治角色的限制也印证了“国民教师”称谓的恰当性。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木户孝允的近代日本国民构想

在幕末危机中,维新变革的领导人关于打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日本国家转型。其中,木户孝允对近代国民教育的思考同样值得注意。这主要体现在：与万国对峙,须尽快以公议形成国民;发展小学教育,以渐进地培养适应现代化的国民;制定政规法典,形成一致协和的国民;通过地方自治,逐步培养有参与意识的国民。木户孝允思想体系的深度和广度不及福泽谕吉,社会效应和渗透程度不及森有礼,但其构想具有宏观决策和战略意义,成为引领和推动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大智慧。     

民国时期国民身份证

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可上溯到20世纪40年代。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在全国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国民政府立法院对当时的《户籍法》进行了修改,同年公布了《户籍法(修正草案)》,在草案中,对在全国各地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作了规定。此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各省、市。纷纷制定身份证实施条例．由于没有具体的统一规定．所制定出的条例也不尽相同。如民国江苏省政府规定：“年龄8岁以上之男女普遍制发国民身份证”。民国福建省政府制发身份证时规定：“凡满十八岁者,不分残废老弱．均应一律发给”。《福州市政府举办国民身份证暨公务员首先领发实施细则》称：“凡年满18岁住满一个月以上．或新迁入有久住意思之人民暨公务员及眷属均应领发本证。未满18岁者准予声(申)请领发”。身份证由各地政府统一制发。对不办领身份证者则处以罚款。     

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的关系

本文认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学概念;国民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民族分体与主体之间,没有权利及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关系;相反,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政治和法律关系。加强国民意识,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国民参政会的两份提案

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举行了五届四中全会,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爱国侨胞等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民意咨询机关,但凡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方能执行。     

歪曲历史的“国民运动”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将其编写的预定于2002年使用的初中教科书交付部省审定之前,特别编写了《国民的历史》一书作为教科书的宣传。该对“编纂会”人为地制造《国民的历史》的“畅销”以及为此煽动国民运动的缘起、经过、现状和所谓“国民运动”的本质等进行了披露和分析。《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日本年轻一代历史观形成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和对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编纂会所从事的逆历史而动的运动前途是渺茫的,其违背民意的举动必将受到严厉的批判。章还同时介绍了与编纂会做斗争的进步运动及组织,号召进步的有识之士坚决抵制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逆流。     

论孙中山塑造国民心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孙中山塑造国民心理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进步思想理论。孙中山立足于对传统国民心理中自私、悲观保守、迷信自欺和推诿阴谋心理的批判,提出塑造天下为公、进取、开放、正义的国民心理。这些分析方法和构想,对当前我国思想建设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间派与国民参政会的缘起和第一次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召开与抗战前以中间派为主体的宪政运动分不开。第一次宪政运动以"五五宪草"为背景,围绕开放党禁、强化国民大会议政会权利问题;目标与内容是战前宪政运动的延续,更多体现了中间派的政治主张,也体现中间派对国民党、对国民参政会态度的变化。     

国民参政会性质研究述评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一个特殊的国家最高政治机关,它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纷繁复杂的观点,或把国民参政会说成是一个代表人民参政的民意机关(或准民意机关),或把它说成是一个仅仅供国民政府进行咨询的最高机关,或把它说成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双重性质的咨议机关,等等.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述评.     

战后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二次战后日本经济的空前发展,不仅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使整个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且也使日本国民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变化又对日本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生活中心主义一般认为,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和家庭的利害放在首位加以考虑的生活方式。在日本,随着战败、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追求生活富裕、便利和舒适度等开始在国民价值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生活中心主义得以蔓延。在此情况下,战前、战时的那种“灭私奉公”意识后退,而潜藏于其背后的个人利己主义的世界一举扩大,“灭公奉私”成为支配意识。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比起重视社会的其他     

如何认定国民大革命的性质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之后发生的国民大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非洲国家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发展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非洲已有13个国家在人文交流、外语政策、市场需求、项目合作、平台推广等因素驱动下,通过实施引领性、支撑性、关键性及深化性举措推动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促进中文教育发展。中文纳入非洲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经历了自然发展和中非协同推进发展阶段。目前,非洲各国中文课程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方式以分阶段试点推行为主,各国中文纳入发展呈现层级差异。整体上,非洲中文纳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类型可归纳为潜在型、预备型、起步型、成长型、乏力型及稳定型六种。中文教育发展主要面临自主发展力量弱、多语竞争激烈等挑战。由此,本文提出加强政策沟通,推进纳入政策落地实施,完善中文教学配套资源,加大本土中文师资储备,强弱项固基本,推动中文发展由纳入转向深度融入六大优化策略。     

更新理念 发展方志——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幸福总值的思考

在二轮修志中,通过“纠、补、创”来弥补首轮修志的缺憾,使地方志对人的记述方面真正得到重视和发展。提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结合所反映的国民经济发展包括物质财富增加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两方面思考,重视记述人的生活、活动、精神,体现以人为本。     

从“客分意识”到“国民意识”——牧原宪夫《客分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评介

日本史学界从"国民国家"①角度研究日本近代史,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在90年代末期形成高潮,且其影响持续至今。这除了受当时的西方相关理论著述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影响以外,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减弱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②为此,以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