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旅游者角色认同与实践研究

厘清旅游者角色认同与实践机制,对高质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有裨益。本文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基于角色理论和场所精神,构建“角色—场所”研究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重走长征路”旅游者在场所中的认同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1)角色情境由长征沿线持续性长征场所和流动性地方场所双重架构,场所精神由持续性长征精神和流动性地方精神交织构成;(2)角色实践呈现角色间互动和角色场所互动两种模式,旅游者与东道主、历史事件人物及自然生态空间的互动是主要的角色实践行为;(3)角色认同发生在角色与场所互动过程中,旅游者在互动实践中产生自我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身份认同,人类身份认同来源于人类身份属性和场所刺激两方面。本文引入人类身份认同与流动性地方场所精神,拓展了红色旅游中的角色认同理论与场所精神,以期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及东南亚各地排华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批难侨.在这些难侨归国后,广东省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扶助和救济,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本文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力图探讨广东政府在1931-37年间的有关政策和活动,并以此来揭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意识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空间属性与缅甸勐稳人的身份认同建构

缅甸华人群体由于不同的居住空间属性而产生内在差异,虽同样来自中国,却出现了华人、果敢人和勐稳人三个群体,并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论文从空间属性的视角,着重对勐稳人的身份认同建构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居住空间和形态是影响其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勐稳人的居住空间和形态的特殊性使其产生地区认同并进一步产生国家归属感,但其民族认同度显得模糊具可建构性:既对当地文化持开放欢迎态度又保留有传承传统文化的自信。     

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侨务工作述评

侨委会是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抗战期间,它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力号召并全力发动华侨抗日救国;加强侨务管理,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创造条件;积极慰勉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侨胞;开展抗日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战时国内外华侨教育;大力救济因遭受战争惨祸的归国难侨。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有失误甚至严重问题;侨委会的侨务工作得大于失,功大于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对华侨的其党务工作功小过大,得失难抵。     

阶层流动:美甲师的空间策略与身份协商

本文以广州中高端美甲店为案例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美甲师的职业特性对其阶层与身份的建构与重构,以及其在不同空间转换下所进行的身份协商与阶层流动。研究发现：①在工作空间中,美甲师通过物质装饰刺激、身体消费规训以及与顾客的人际互动,激发了对城市高阶层的窥视欲望与现象模仿,实现了具化的阶层想象;②在城市空间中,美甲师通过身体与符号两个方面的消费"示同",无法实现身份重构与阶层流动,迫使她们采取"返回来源地"的空间策略;③在来源地空间中,美甲师通过展演"城市人"的日常消费、创业与改变居住地三方面的消费"示异",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与阶层跨越。研究拓展了阶层流动与女性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视野。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内在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

同性恋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细分市场,而身份认同作为中国“同志”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的确认,在旅游体验的获得上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的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通过16位中国“同志”旅游者五天四夜的赴泰旅游日记的撰写,并结合后续通过3位日记撰写受访者和6位赴泰旅游的受访者的深度访谈逐字稿进行访谈,探讨中国“同志”赴泰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的内在关联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体验是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具身性实践和反思,也是叙事性内容建构的过程,进而得出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内在关联的叙事过程性空间模型。本研究将补足深化和拓宽亚洲“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研究较少的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旅行者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边界与想象社区的建构:以广州归侨聚居区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以广州华侨新村为例,尝试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归侨聚居区边界的演变及其对想象的社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解析归侨聚居区符号化的过程与动因。研究发现：①1954年至今,新村归侨共同体维系纽带经历了从国家利益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到集体记忆的嬗变,折射出社会环境、空间形态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归侨的自我认同感、群体认同感之间的耦合关系;②华侨新村不仅是曾经表征爱国主义的物质载体,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归侨聚居区被片面截取并赋予了其它阶层想象的意义和元素。     

越南华裔在美国的生存与适应

根据散落于相关研究文献和数据中有关越南华裔的资料,对1975年以后华裔逃离越南并定居美国的历史过程、生活适应、地位获得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大致状况作一个梳理,旨在加强越南华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两次移民潮中,抵达美国的越南华裔难民约30-50万人,寻找亲人、取得族裔社区的支持和族裔聚居区的形成成为应对政府分散安置政策的方案;文化适应与经济成就落后于越南裔,但近20多年来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其族群认同建构于以共同的原居住地、居住国为背景和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结论是,越南华裔还没有完全融入其他美国华裔之中,而是形成了一个既认同于美国华裔、又与越南裔有一定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华人“次族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在地观念发绪及其动因初探——以新马为中心

论文梳理了前期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南洋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南洋意识的＂具地化＂、在地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动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马华侨就一些问题已流露出程度不等的南洋意识、马来亚意识。这表明新马华侨对居住地的认同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在地观念已开始萌发。新马华侨在地观念发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适应华侨生存、发展的需要,顺应华侨社会的发展变化,受世界潮流和殖民政策的影响,受新马地区独特的历史特点影响等是主要原因。     

旅游视域下的认同研究——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

从当前国内外主要旅游研究期刊中析出关于"认同"研究的文献,通过统计整理,归纳分析出旅游视域下认同研究的视角、内容、方法,反映旅游视域下认同的研究进展和学术动态,为后续研究提供学术线索。研究发现:旅游文献中关于认同的研究热度与其他学科研究具有一致性;旅游文献中关于认同的研究已形成了以心理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文化认同为核心,沿着政治认同、族群(民族)认同、地方(场所)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五大脉络延伸的研究思路和框架;通过国内外研究的比较,表明国内关于认同的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最后探讨了认同研究在旅游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和国内关于认同研究的主要方向。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流动与认同：以香港居民为例

“接触假说”认为,群体间的接触和交往越多、偏见越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受访者跨境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的频率与“中国人”身份认同有显著的关系。跨境流动刚开始确实可以提升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随着流动频繁,“中国人”认同转而趋弱。结果表明,跨境流动对香港居民“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流动频率超过某个节点,认同就不再增强甚至转而下降。研究结果揭示出身份认同是在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并因应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发生改变。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体验越深,不同的身份认同越难合一。     

光影中的民族认同--海外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传播

论文考察了归国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密切联系和华侨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一方面,在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一批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电影公司或投资参与电影制作,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侨居海外的华侨亦在当地积极支持国产电影,建立了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体系、拍摄突出中国文化的华语电影。民族认同让海外华侨积极推动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使中国电影不断壮大,而国产电影的传播又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