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乡村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复杂性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乡村旅游者重游率是农村产业兴旺及农户持续减贫的有效观测维度。已有重游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普遍采用线性的定量方法,缺乏对其复杂性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影响下,产生了新的重游意愿影响因素。文章基于复杂性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重游意愿已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纳入旅游健康风险变量,构建了乡村旅游者高重游意愿的复杂因果模型。文章选取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重游者进行了实证研究,获得13种能提高重游意愿的复杂组合路径,证实乡村旅游者高重游意愿组态条件具有复杂性,旅游健康风险变量在不同的组态中可能以高风险、低风险或不出现的形式呈现,且没有任何单一要素能导致乡村旅游者高重游意愿,两种及以上的组合方式能实现高重游意愿。     

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及其成因——以桂林市的5个贫困村落为例

当前,研究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择取10个引起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因素——旅游地生命周期、居民的旅游经济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主客接触程度、使用旅游设施频率、在旅游地居住时间、居住地距核心景区的远近、年龄、性别以及文化程度;通过对桂林市5个贫困村落的实地调查,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古村落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居民感知、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以广西龙脊平安寨为例

以龙脊平安寨为例,从居民感知的视角,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古村落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进行研究,探讨居民主体因素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社区发展满意度及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1)居民文化认同感越强,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2)居民的旅游参与程度越高,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面感知越强。(3)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烈,对社区发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越强。(4)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烈,其支持或反对旅游开发的行为倾向越明显。研究还对旅游开发中古村落的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提出建议。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自然旅游地居民分类及影响因素——以安徽天堂寨景区为例

旅游发展初期的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类及影响因素在文献中讨论较少。以天堂寨景区为例利用分层聚类法与多分类名义变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群体分类并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天堂寨周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为盲目乐观派、社区经济挂帅派、谨慎支持派、悲观反对派,分类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年龄与居住时间、居住村、现在工作。基于深度访谈数据与研究文献分析了相关因素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群体分类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证实了一个事实: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农村社会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哪怕是针对像旅游业这样的具体议题,同时本研究也呼应了经典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     

旅游开发与居民感知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一个旅游开发比较成功的乡村旅游点--威海市"胶东渔村"为典型案例,重点分析、探讨了社区居民积极的旅游感知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旅游开发前的知识普及、居民在经济上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旅游开发对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旅游经营模式及利益分配机制等,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对社区居民积极、正面旅游感知态度的培育过程进行理论探讨,以此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     

乡村旅游视野下的旅游影响研究

旅游影响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包括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影响等。旅游影响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符号互动理论,充分展示了宏观旅游运行的互动关系。旅游影响对象包括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服务行业、企业和居民,通过乡村旅游目的地研究调查,发现受旅游影响最深远的社群是居民,可以此作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居民产生影响的因素、问题及解决办法的发力点。     

伊犁六星街旅游社区精英调查探究

社区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旅游精英的产生和成长，其经营、管理、沟通等方面的能力对本地居民起到了示范作用，多元化的精英来源与行业分布推动了旅游社区朝着健康、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本文以六星街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为研究对象，研究六星街旅游社区精英的特点、演进、作用及激励机制，从而为社区旅游和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敦煌市居民旅游感知及态度研究

本对敦煌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做了初步分析;深入调查研究了敦煌市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以及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结果表明,目前敦煌正处于旅游生命周期的“成熟巩固阶段”;敦煌市区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对负面影响的感知;并已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有矛盾的支持”、“热爱”、。现实主义”、“顾虑”和“憎恨”等5类群体,但后两类居民所占比例很小;居民总体上对旅游业的发展持较为理智的支持态度;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的感知及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建议通过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敦煌市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浙江安吉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文献回顾,引入旅游获益中介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结构方程模型。以浙江安吉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探讨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益和社区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获益是社区归属感影响社区参与的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高于通过中介变量旅游获益对社区参与的间接效应（0．55×0．27）;旅游地居民对个人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家庭成员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和研究不足。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评价研究——来自山东省的实证检验

运用Ap和Crompton（1998）提出的旅游影响量表,本文从经济、社会文化、拥挤程度、环境、服务和社区态度等方面实证检验了山东省的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以及对旅游影响的综合评价,探讨了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之间并不相关。     

新冠疫情下旅游品质感知与幸福感增强逻辑——基于衡阳居民本地出游的调查及主体间性自省

新冠疫情背景下,如何改善居民周边出游质量及生活品质,增强旅游幸福感是亟待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对衡阳居民本地出游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旅游品质感知的现状,结果表明:衡阳旅游品质感知处于中等水平;旅游品质感知存在人口统计差异,其中已婚居民、居住时间长的居民对本地旅游品质评价更高;旅游时间、旅游功能、旅游满意度三个方面对主...     

基于总体态度中介变量的事件旅游影响居民感知与支持行为研究——以第八届中国花博会为例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选取第八届中国花博会作为研究个案,以总体态度为中介变量,构建事件旅游影响居民感知和支持行为关系模型,并运用Smart PLS3.0分析软件开展实证研究,探讨事件旅游影响居民感知、总体态度和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居民对事件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对总体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负面影响感知对总体态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居民对事件旅游的总体态度对支持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总体态度在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说明居民对事件旅游的正负影响感知通过总体态度影响支持行为;4居民对事件旅游的支持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正面感知,而不是负面感知,同时应进一步关注总体态度的其他影响因素。     

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

社区参与被视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但由于社区参与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体制、政策、居民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了社区参与的程度和效果。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社区一体化思想理念的形成、内涵、思想构架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阐述,旨在为我国社区参与的有效实施和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区域经济和满足社会的旅游需求,历史文化保护区(尤其是古城镇、古村落等)纷纷进行旅游开发,演化成旅游社区。社区居民以资产、人力资源、社区文化等不同的社区参与要素参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旅游开发,获得不同利益,形成三种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论文在对三种参与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历史文化保护区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思考并探讨其解决的途径,提出应激励投入增大总效用、认定和提高社区居民的分利能力以及构建"社区参与"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江南文化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形成机理——以同里为例

本文以江南文化古镇同里为例,借助质性访谈与问卷调查探讨古镇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结果表明:同里古镇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存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感知,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具体感知维度可分为"原真性削弱与环境恶化"、"经济获益和生活改善"、"成本增加和分配不公"、"社会失序"、"地方认同与思想更新"、"文化传承和形象提升",整体上积极感知强于消极感知,但对地方旅游发展引发的负面效应感知日益增强;由此,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以及媒体影响3个层面对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哈尼梯田的生计影响探讨

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影响的构成及度量方法,并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开展了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态度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旅游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着实存在,居民感知强烈,并且居民在生计方面的影响感知对其遗产保护态度（包括维持传统农业生产）、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后向影响,而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作用。未来旅游实践中需充分重视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积极发挥旅游在保障传统生计、提升生计输出等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构建“观光权”入股等模式,关联居民生计与旅游发展。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和后果研究：基于个体心理学视角

旅游开发给乡村旅游地带来了深刻影响,作为东道主的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情感和行为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文章从个体心理角度,通过对婺源340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有正向影响;②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③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了相对剥夺感和积极应对行为的关系,即对于自我效能感高的居民,其相对剥夺感对积极应对行为的负向影响会被削弱。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归因方式、相对剥夺感、应对行为的关系研究,也为乡村旅游地社区治理提供了建议。     

节事旅游对乡村聚落影响的居民感知差异研究——以京郊江水河村和长哨营村为例

以乡村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影响差异为主要关注点,选取北京远郊区的江水河村、长哨营村作为节事举办地案例,以当前国内乡村地区普遍应用的民俗文化类节事作为节事类型案例,从居民感知角度采集节事影响的基础数据,结合SPSS等数据处理工具分析和探讨了两地居民对同类节事的感知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两个村落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差异,进一步从节事活动可参与程度、节事举办地特征以及节事与节事举办地资源适配性的角度,阐释了乡村节事应用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乡村节事的差异化推广和应用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