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官运

学而优则仕．做官是绝大多数宋朝读书人的理想之途。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上成功与否的标志。     

徽钦二帝“坐井观天”传说与史实考

<正>1126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十二月初一, 宋钦宗奉上降表,正式向金国投降,北宋灭亡。1127 年“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史称这一历史事件为“靖康之变”、“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在中国历史上像徽、钦二帝父子皇帝这样被俘往北国囚禁数年的例子不是很多,对南宋来说是奇耻大辱。为此,南宋文人为了遮羞,称之为“北狩”,意思是徽、钦二帝是被金人请去打猎去了。     

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关系考辨

“古诗”之数,不仅十九之限,余见《乐府诗集》所收“古辞”之中,相与援袭,而存在一个共同的模仿对象,即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中《西门行》、《艳歌行》、《长歌行》等,当与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其主题元素广泛影响文人“古诗”制作;《西门行》一首尤为十九首中多篇祖述,而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为其改写。即此改写的言辞整练、构篇变化与音乐脱离,显见乐府歌辞向文人“古诗”的过渡,体现了后者的共同特点。究之“古诗”之作,并非“作者”的个体“创作”,而是展转相袭的共鸣抒写。     

龚自珍与广东

龚自珍生前曾想来广东,但没有实现。林则徐南下广东禁烟,龚自珍有《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提出“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共十点意见。林则徐到广东后,曾有一覆札给龚自珍。其中有:“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听。①”因“事势有难言者”,林则徐不同意龚南下,终于使龚未能实现南来广东的愿望。然而龚自珍生前与广东友人的情谊,身后对广东文人的影响,以及广东学者对他的研究,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对前代广东文人的敬仰以及与广东文人的交往龚自珍于…     

与李国文先生商榷

李国文说,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是帝王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人性格并不完整。“所以,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庾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谦谨卑微,而缺乏文人应有的自由素质。”(《文学的魏晋》)读到这里,我有点困惑：司马迁明明是正常死亡,怎么顷刻间就变成“庾毙”了呢?     

文化台湾的骑土:李敖与陈映真

最近,“台独”之声甚嚣尘上,台湾当局不但以“公投”为名企图行台独之实,而且在文化、教育、历史方面也是“苦心经营”,企图实现文化台独。他们不顾民意擅自篡改台湾的历史等行径,不禁使我们把自己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台湾。我们发现,在台湾的文化界与知识分子中,也不乏中坚优秀之人,他们提倡政治文明与文化建设的互动,反对台独,一改以往文人犹豫、软弱的性格,勇于参与,苦心建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死于“八王之乱”的文人们

帝王“打架”,百姓遭殃,文人亦难独善其身！     

晚明文人游风炽盛原因及新游观

在晚明游风炽盛的社会现象中,晚明文人山水之游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文人游风炽盛形成了晚明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游赏文化。晚明文人作为这种现象中的主体,他们异于前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是产生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游赏文化”的深层原因。他们钟情于山水,其游因之多元,游观之更新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晚明文人游赏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什么让孩子失去了理想

诸葛亮告诫后人“志当存高远”,周恩来从小就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坚守人生目标始终不渝,最终成为一代伟人。然而,在目前社会经济环境转型的背景下,中学生的理想教育却出现了严重缺失的现象。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分两期探讨孩子理想教育缺失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新词——鼠族

“蚁族”之后,“鼠族”正逐渐成为都市里居住环境最差的一个“族群”。随着房租节节攀升,在地上当个“蚁族”已经越来越难,地下室和当年的人防工程成为了外来打工者的无奈选择,他们只能居住在地下,成为“鼠族”。据报道,北京现在有上百万的“鼠族”。     

解析中国古代诗词的悲剧心态

我们阅读古代诗词时,会发现大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都带着多多少少“悲情”元素。“悲情”的产生与诗、词人自身经历密切相连,其中政治因素尤为突出。儒家传统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深远影响,使他们在一次次理想破灭后,喷薄出强烈的情感,成就了不朽的佳作。诗词本身所具有的高度艺术性和审美性也使其传诵百世。     

拚死吃河豚

江苏近海及扬子江内,盛产河豚鱼,其血液、肝脏、性腺、泪腺中均有剧毒,人若误吃了它,很快神经麻醉,窒息而死。民间有“吃了海豚肉,神仙也难救”,“吃了河豚籽,仙丹难挡死”之谚,谈豚色变。只有那些生活十分绝望的人用吃河豚来自杀,这叫“拚死吃海豚”。然而扬子江上的渔民及两岸的民众,明知河豚有毒,却把它当成是“天下第一鲜”,     

苏轼与吴复古之交往

被钱钟书誉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钱钟书《宋诗选注》)的苏轼,不仅由于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极高成就,更以其正直不阿、磊落豪放、坦荡豁达的人格为世人所敬仰。苏轼一生交友甚广,而他与吴复古交往的时间之久、友情之深、过从之密,令人追慕。分析他们的这一段交谊,对于研究苏轼的思想、生活、创作,及其与岭南文士的交往甚至接受岭南文化的影响,无疑有一定的意义。     

文摘精华

文人爱竹趣谈李盛仙 竹之可爱, 世人共识。古往 今来,不少文人 与竹结下了不解 之缘。 晋代大书法 家王羲之的儿子 王敬之爱竹成 癖,他每到一个 地方居住,都要 叫人在宅旁种 竹。有人问他： “暂住何须尔？” 他指着竹子答 道：“何可一日无 此君？”后因称竹为“此君”。 唐代萧悦是著名的画竹大师。白居易对他极为推崇,曾作《画竹歌》诗评画：“万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笔下独逼真,丹青以来惟一人。”足见他对萧悦画竹评价之高。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过许多咏竹的诗句。如在《客堂》一诗中写道：“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     

中国古典园林审美的基本特征

一、园林的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与民族性,同时又不乏个体的特殊性。与山水园林为伍者,有不与众谋、全生养性之“道隐”,也有沽名钓誉的“终南之隐”,更多的官僚衙署及皇家园林其实质或许并称不上“隐”,但同为山水林泉之乐。究其根本,“儒隐”也好,“道隐”也罢,所共通的审美理想在于“天人合一”,它是创造园林艺术、园林美的内在依据。     

“饮中八仙”之聚散与天宝文学走向

“饮中八仙”是天宝初期形成的文人羣体,嗜酒、狂放、风神、才艺等共同特徵,是该苇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其存在时间从天宝元年秋末到天宝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个月。“饮中八仙”中,除了李适之确实与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贺知章、李述、李白、崔宗之等人参与了李适之与李林甫的斗争。但是,“饮中八仙”的交往,使他们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终被迫解体。“饮中八仙”的解体,对天宝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开元以来统治集团的尚文传统在天宝时期逐渐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发生了变化,天宝时期普通文人与执政的宰辅大臣之间相当疏离,他们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文学军落。三,天宝文学的内容和题材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沈从文与陈翔鹤:“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沈从文与陈翔鹤,这对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结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的朋友,共同相扶着耕耘在文学和人生的道路上:在北大旁听文学课、在香山畅谈理想、在青岛的交往、建国初期的劝慰、非常时期向文艺界领导过问朋友的创作、在艺术上的切磋……友情的力量帮助他们坚强地面对逆风恶浪。     

清新雅致的中国古代文房用具（上）

文房用具是指书房中所用的物品,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清。“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是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当时专指国家典藏文翰的地方,有点类似干今天的档案馆。到了唐代才逐渐演绎为文人的书房,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品,是伴随隋代科举制度的兴盛才而才大量出现的,唐宋时期文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他们在倾情于诗、书、画的同时,也注重文房器物的品味,把文房用具当作一种玩赏品加以收藏,开创了文房艺术的先河,而且此时文房用具的范畴也逐渐超出了笔、墨、纸、砚。     

试论清代言情散文“忆语”文的内容特征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私人琐屑生活的回忆性文字,然其文体应归属于小说还是散文,学界仍颇有分歧。而文体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艺术表现和内容特征。本文认为“忆语”文在内容上具有纪实性、生活化、文人性、私密性等特点,当属于回忆性言情散文。     

邹伯奇的人格哲学

清人梁绍壬在其《两般秋雨盒随笔·文人诗》中说：“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人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者乎。”[1]他这里所说的“真文人”不知包括不包括科学家。其实科学家中能诗者亦大有人在,随口说出其著名者便有宋之沈括,明之李时珍,当今已故之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以及至今依然凌云健笔意纵横,活跃于经济学界和诗坛的著名经济学家和诗人厉以宁等。我这里要说的则是清代著名科学家邹伯奇,而且可从其与友人的唱酬诗中进一步看其为人为学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