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侨务工作述评

侨委会是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抗战期间,它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力号召并全力发动华侨抗日救国;加强侨务管理,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创造条件;积极慰勉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侨胞;开展抗日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战时国内外华侨教育;大力救济因遭受战争惨祸的归国难侨。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有失误甚至严重问题;侨委会的侨务工作得大于失,功大于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对华侨的其党务工作功小过大,得失难抵。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曾瑞炎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掀起规模空前的爱国热潮,从财力、物力和人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为了争取更多的抗日财源,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有关的政策和法令、法规,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华侨的工作,促进了华侨抗日救...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试论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作出的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组织不仅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华侨在祖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实践中,根据中共中央倡导的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顺应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将华侨视为祖国抗战力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侨务工作,影响和推动了广大海外华侨对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的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侨居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华侨也面临着亡国灭种、绝祖断根的危险。虽然海天远隔,但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始终密切关注祖国的成败兴衰,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介绍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和关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的几个统计数据;简述了国家领导人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及建国以来主要涉侨法律法规,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出入境情况及国家出入境政策的改革完善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分析;并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捐赠,和平统一活动,华侨、归侨、侨眷的参政议政等方面阐述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认为"合作双赢"是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主旋律。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地位变化考察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在韩华侨人数变化的趋势、有关在韩华侨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分析;从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韩中民间经济贸易关系加速、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华侨学校的再兴等方面阐述了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韩国华侨地位加以评估。结论是,由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在韩国的影响力日趋显著;受教育、人才等因素的影响,在韩华侨在韩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善;随着新华侨影响幅度的加强,在韩华侨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韩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已有相应程度的改善,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肯定。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中国软实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至今未见有从华侨华人和侨务工作视角系统探讨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成果。论文着重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影响机制及面临的挑战。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播、开展民间外交、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的宣传介绍以及对中国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理解、支持和解释等方面,而机制在于通过华侨华人的个人行为和方式、海外华人传媒、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社团等发挥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到华侨与华人的不同身份对中国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如何在新时期开展侨务工作,笔者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近代江门的侨资房地产业及其对城市建筑景观的影响（1862—1949年）

论文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地方档案、方志等资料的整理分析,对近代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阶段性特征、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的类别差异作了初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侨资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江门城市建筑景观变迁的影响。得出结论：华侨投资江门房地产业有着鲜明的阶段特征。1919年之后的侨资房地产业不断发展,抗战前达到投资的黄金时期,并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商住混合型的骑楼得到大规模建设,发展到纯商业性的酒楼及戏院的出现。抗战后的侨资房地产业虽没有此前繁荣,但带有恢复性建设的特点。伴随着侨资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中西文化在侨资这一媒介作用下共同被融入到房地产建设当中,使近代江门城市的建筑景观呈现出丰富特征。     

1950—1957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分析

论文梳理了1950—1957年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政策的几个鲜明特点：明显的阶段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与争取侨汇的目标相一致以及尽可能顾及华侨的利益和意愿。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华侨投资政策进行了评价,并对影响华侨投资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予以探讨,从其经验教训中获得对当今华侨投资政策的启示。     

当前浙江华侨回国定居现象探析

针对近年来移民回流现象,用抽样调查的定量方法,对回浙定居华侨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影响华侨回国定居的经济、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了恢复国内户口,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     

从慈善事业看近代华侨精英与侨乡公共事务——以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为例

结合近代百多年来沿海侨乡社会和慈善组织的历史变迁,以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为例,分析阐述了华侨精英依托侨乡特殊社会文化网络,在地方公共事务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