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

本文首先讨论汉军旗人在清代满汉关系中的地位,进而通过对"三藩"特别是尚可喜与汉军旗的关系及其家族的编旗经过揭示了以下问题:一,尚可喜不是旗人,文献中的记载和研究者认为尚可喜是汉军旗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尚可喜一族入旗是尚可喜死后的康熙二十二年以后的事情。先入正黄旗,雍正初调整到镶蓝旗,故史料中关于其旗籍记载不一致。二,尚可喜生前没有入旗,是因为尚氏当时封王,远高于普通旗人,故可以兼统八旗兵和绿营兵。三,从尚可喜子女的通婚情况看,主要是通过联姻地方实力派而非旗人来巩固自己的藩王权力。     

八旗制度概述

过去民间曾流行一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也就是说,清代社会主要由民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两部分组成。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旗人社会有满蒙汉的差别,而民人社会就更复杂了。所谓旗人即入八旗之人,民人即未入旗之人。八旗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作为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建立、发展和     

清代山海关副都统的建置沿革与人事嬗递

清朝为调整畿辅驻防体系,加强长城沿线的八旗驻防,于乾隆八年,改山海关总管为山海关副都统.至此,山海关副都统成为山海关八旗驻防的最高军事将领,负责管理山海关地区的事务及其辖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以巩固清朝的统治.清代山海关副都统皆由旗人出任,历任山海关副都统的旗人一共66人,其民族成分、旗属、任期久暂、反映了清朝政府对山海关副都统人事嬗定情况.     

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

清代旗籍中,另记档案户籍分为另户另记档案与自首另记档案两类。乾隆时期,自首另记档案人出旗,而另户另记档案则被保留下来作为军功赏赐之用。清廷制定了较为有效的善后措施,保证了另记档案清查的顺利进行。另记档案清查,是八旗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暂时缓解了八旗生计问题。而另记档案人的出旗,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谋生路径,同时也加剧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区隔。长远来看,另记档案清查、出旗并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八旗子弟"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八旗子弟"一词解释为"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是对"八旗子弟"内涵的歪曲,以偏概全.清代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组织,是清王朝立国、维护国家政权之本,清代八旗包括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在旗者统称为"八旗子弟".在清代历史中,在八旗子弟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为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做出了诸多贡献.     

清末新政时期八旗团体的参政活动

清末宪政改革期间,满汉矛盾尤为时人所关注,化除满汉畛域的呼声愈来愈高。裁旗撤防更引发了如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为筹划八旗生计,特设立变通旗制处。由于旗制本身的种种束缚,加上旗制处大臣的因循敷衍,筹办生计措施进展甚缓。与此同时,部分八旗志士组织八旗宪政团体,发表演说,希冀以此唤醒沉沦的旗人,自立生存。八旗宪政团体的出现说明满人绝非既有认知中的保守颟顸形象。     

清代八旗制度中的“抬旗”

清代八旗史上有一项特殊的制度——抬旗。所谓抬旗,就是将某旗佐领下某家族人,抬入地位较高的旗分中,另外,由包衣佐领(奴仆组织)抬为本旗非奴仆的旗人组织——旗分佐领者,虽未出原旗,也谓之抬旗。本文主要叙述这一制度的内容及实行情况,并试图通过抬旗问题,对旗人内部的等级差别有所揭示。     

清代驻防旗人的生活与认同——以福州洋屿赖氏为中心

八旗制度之运作与旗人认同之变迁,是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使用民间历史文献,也较少从普通旗人的角度"自下而上"地思考此类重大问题。本文以一份普通的驻防汉军家谱——《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和其他相关文献为主要资料,较完整地呈现了清代驻防汉军的生活与认同之变迁。赖氏家族自康熙间驻防福州以来,经历了雍正间分防三江口,乾隆间部分"奉命出旗",清末出现家族整体转型的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汉军旗人从清初驻防地方,到清中叶面临"出旗"压力和生计困境,再到清末建构家族组织和实现地方化的转变。福州赖氏由"旗人"到"族人"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汉军乃至部分满洲旗人的共同经历。     

清代盛京旗地研究

旗地是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所制定的一项特殊的土地制度。旗地具体是指清代满族八旗旗人所属的土地,这一土地形式,源于盛京,继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则主要分布在俄辅,古北口、热河、盛京及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公元1644年,清王朝迁都北京后,将圈占的钱辅地区和八旗兵丁驻防各地的土地,按照清前;日制将其分配给满族八旗官兵。在这部分土地中,分配给八旗官员的土地被称为官员庄田,兵丁领取的被称为份地,二者统称为旗地,这类旗地在清代属于一般旗地。皇室占有的皇在及赐与诸王的王庄,则不同于一般旗地,但它亦属于旗地范畴。旗地,清…     

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

本文旨在研究清初汉军八旗的诸多疑难问题。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汉族官兵多是“随旗”行走,随旗汉人与旗人不应混淆。入旗汉人载体是包衣等内牛录,对16个外牛录提出质疑;认定六甲喇诞生于天聪朝,是旧汉兵组织。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是天聪八年;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当时未曾编组牛录。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御膳房

清代管理皇室生活事务的机构称为“内务府”,内务府旗人称为“包衣人”,内有众多“陈汉军旗人”,陈汉军旗人是后金时代和清初入关前编入八旗的辽东汉族人。宫廷厨房称为“膳房”,其管理员和厨师多为陈汉军旗人,厨师头目称为“膳长”(其满语名称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化满字写成amsun janggiyen)或“膳正”(amsun da)。因此清代宫廷的炊事工作由辽东汉人掌管,其烹调而成的饭菜是辽东汉族风味。     

论“耿藩”旗籍认同问题

以耿仲明为代表的“耿藩”认同旗籍问题,是清代“三藩”旗籍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即是从汉满文化交流融合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对“三藩”旗籍研究有所完善补充。[1]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自康熙后期起,清廷将部分绿营官员、水手、船匠编入新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以弥补旗人缺乏水战技能的不足。编入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只是临时服役于旗营,在俸饷、升迁等方面遭到歧视与差别对待,实际地位相当低下。八旗水师设立后,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水师的日常行动依赖于绿营官兵,但当局为缓解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仍急于将绿营官兵裁汰。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训练废弛,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战力低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