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江苏省传统植棉业衰落原因探析

适宜的风土气候,为江苏省成为全国主要棉区提供了天然条件。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发展,棉花种植和土布纺织在江苏省农民经济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苏省最终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清末洋纱、洋布特别是先进纺织技术的传入,促成机器纺织业雨后春笋般兴起,土布纺织被排挤出主流地位。江苏省的传统棉种,因难以满足机器纺织的高品质要求而遭排斥,大量海外优质原棉取而代之,传统植棉业面临严峻危机。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南京国民政府关税政策对江苏省植棉业的冲击

江苏地处太湖流域,气候风土极宜植棉。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发展,江苏省最终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的传统植棉业迅速萎缩,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外优质棉花对国内原棉市场的挤占。缓解外棉冲击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施行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关税保护政策,而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却是让人大失所望的,江苏省植棉业始终没能摆脱外棉的竞争压力,这种状况甚至变得越来越糟。     

近代安徽茶业产销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交通因素

近代安徽茶业在整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并日渐形成皖南外销茶和皖西内销茶并驾齐驱的销售格局,两地茶区因销路问题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近代安徽茶业产销格局形塑和日益深化的过程中,交通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相对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独特的交通条件赋予徽州茶远销海外的现实保证,闭塞的地理位置和道路交通则极大地限制了皖西茶出口的可能性.随着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火车、汽车、轮船等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开始广泛地运用到茶叶贩运中,近代安徽茶叶的运输路线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茶叶从枝头走向市场需辗转于多重运输环节,新式交通方式在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逐步打破了传统水路运输的主导地位.     

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

在清代的民间契约中,“业”是用来表达财产权利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实际上被用来指称地权、田骨权、田皮权、永佃权、典权、股权、井权等一系列财产性权利,在观念上并不以对物的占有为核心,而以收益的权利为其基本内涵。与现代民法将财产权划分为物权和债权的体系相比较,业权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清代的民间契约在业权交易中起着确认权利转移的作用,在交易之后则起着证明业权归属的作用。     

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期钟表业的发展

西洋钟表作为世界近代文明与科学技术的代表之一,是清代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广州十三行在西洋钟表引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广州钟表业的发展,并在中西钟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变迁亦有一定意义。     

清代鄂温克族狩猎生产的发展变化

清代鄂温克族狩猎生产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狩猎生产工具的改进、猎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因之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效益的提高,商品交换关系的催化作用,推动和促进了鄂温克族狩猎生产的变化过程。     

清代河湟地区城市格局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青海境内城镇发展区域基本限定在河湟谷地的湟水、大通河流域及黄河九曲的纵深方向,即在湟水中下游形成城镇网络雏形后,向西北连接河西走廊并扩展到青海湖地区,向西南延展至黄河上游两岸。这一分布格局的架构,不仅与清代逐渐完善的官僚设置、府县行政体制相附和,也与自然地理形势、民族集聚的人文环境关联。     

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

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因防御目标的变化而调整,西藏的军事部署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邻近地区的治理密切相关。清代西藏军事地理格局的变化,既反映在各时期军事防御体系、后勤保障体系总体格局的变动上,又反映在特定时期局部地区发生的调整变化上。     

清代前期新疆的豌豆种植

乾隆年间,清朝在统一新疆进程中,试种豌豆成功后推广种植。清代新疆前期豌豆的种植区域在天山北路有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以及塔尔巴哈台;天山南路主要有喀喇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豌豆在新疆的种植对于清代西北边疆治理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军需、节省帑币、促进农业生产和丰富民众饮食生活。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清代陕西蔬菜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视角,可以深化对区域蔬菜史的认识。清代陕西夏秋瓜茄菜豆蔬菜格局尚未完全成型,园蔬和野蔬的区域分布、食用频度、收获早晚及商品化程度存在鲜明的区域差异。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热量、灌溉、土壤等自然因素,交通、市场、城市、政策等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文化、心理等人文因素密切相关。     

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

根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不同年代刊印的《户部则例》中的记载,结合有关人口、灾害数据,恢复了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通过分析发现,康雍时期,各地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确定,依据地区规模和人口数量,较为简单和整体划一;乾隆以来,常平仓储额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和西北地区高、中部和西南地区低的格局,它的形成受到了人口数量、受灾情况、地理条件、区域脆弱性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明清陕西商贾流寓与扬州秦腔文化流行区

本文基于史料解读和实地考察,从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了秦腔"南下扬州"的历史条件、迁移扩散的时空演变过程。笔者认为秦腔自明代成形之后,主要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陕甘地区,伴随明清陕西关中"超省域"商贸格局的形成,大批陕西商贾异地流寓,为秦腔传至扬州提供了相应条件,至清代乾隆年间,秦腔在扬州盛行,并形成秦腔文化流行区。然而,因清廷禁戏令的多次制约及异质戏曲文化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整合,其流行热潮逐渐消弭。可以看出,扬州秦腔文化从"传入"到"盛行"至"消歇"的时空演变过程,是历史时期文化迁移扩散的个案展现。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明代陕西逃户:徭役与环境的博弈

明代逃户是因徭役而逃的编户,由于西北地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这里徭役的种类、应役频率等都呈现出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的特点,明代陕西逃户就是当时特定的徭役制度与环境博弈的产物,也复杂而深刻地改造着逃出地与逃入地的环境。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