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

本文根据唐代洛阳景教经幢《幢记》所载大秦寺若干僧人的称谓,参照同时代的摩尼教情况。比较两者华化之深度。认为前者的深度华化,是景教入华传播一百多年逐步演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景教会努力适应华情的积极态度。本文梳理西安景碑和教外文献所存各朝景僧名字,追溯这一结果形成的轨迹,认为这一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整个景教华化的历程。     

浅论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景教作为基督教的的分支,真实面貌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各种问题,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唐代景教文献"出土在国内、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因此,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对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抓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新近出土的契机,取得景教研究的中心地位。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释考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教的称呼,唐代敦煌景教文献研究一直为国际学界所关注。《志玄安乐经》是学界公认的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景教写经,在唐代景教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根据最近日本杏雨书屋新刊布的该经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对该经文本进行了最新辑录和考释,为学界提供一个释录准确,并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文本,以期有益于中国景教之研究。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写本《序听迷诗所经》释考北大核心CSSCI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的称呼,唐代敦煌景教文献研究一直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本文根据最近日本杏雨书屋新刊布的《序听迷诗所经》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对该经文本进行了最新辑录和考释,为学界提供一个释录准确,并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文本,以期有益于中国景教之研究。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写本《序听迷诗所经》释考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的称呼,唐代敦煌景教文献研究一直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本文根据最近日本杏雨书屋新刊布的《序听迷诗所经》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对该经文本进行了最新辑录和考释,为学界提供一个释录准确,并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文本,以期有益于中国景教之研究。     

对唐代景教衰落原因的再思考——从概念翻译角度

文章在介绍景教背景基础上描述了其在唐代的历史轨迹,详细列举和分析了学界关于景教衰落原因的各种观点。从景教相关文献中找到的具体内容来看,其翻译确实多有在佛、道教的背景下阐释基督宗教思想的情况。但文章最后也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思考了其如此做的原因。景教衰落的原因不应完全归结为神学思想和概念翻译的问题,传教制度、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本土文化等因素,都是景教在唐代根基不牢从而衰颓的原因。     

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

本文专门讨论新近发现的唐代洛阳景教经幢残体第一棱面的文字,通过对残存文字及其书写体例的考察,根据汉语的表述习惯,参照其他唐代景教文献和佛教文献,推测该棱面仅缺失“大智慧”三字。作者分析棱面的主体文字“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清净大智慧”,认为是洛阳华化景教团对基督教三位一体信条的表述。     

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中的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开封犹太人问题在明末引起西方宗教界人士关注,到清末民初国内地理学者研究我国人种、语言、风俗等问题时,开封犹太人作为少数族群进入国内知识群体的视野。陈垣为最早关注该问题的历史学家,其《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审视开封犹太社团,解决了社团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开封犹太社团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被中外学界所重,并多有借鉴,推动着开封犹太社团研究不断深入。     

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

中国景教的研究肇始于明末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及对碑文的解读,1 9世纪末2 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其研究渐趋深入,可以说,中国景教的研究是随着景教遗物的出土而前进的。国内的研究至朱谦之《中国景教》出版而成一总结。是书作于1 96 6年,至1 993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时又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哲学史家文库的一种再版。其关于景教的介绍,虽以中国的情况为主,但亦用不少笔墨述及其他地区;虽以引诸家之说为多,然其内容架构、课题的提出已足资后来者所用,比如其中关于景教受摩尼教、祆教、…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丝路掇琐

一、唐代归化人罗好心罗好心的事迹,由于学术界研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的撰述者,而被探索了。但罗好心的出生国籍如搞不清楚,就对他推荐景净、般若二人译经的意义,不可能作出透彻的说明。罗好心的祖国,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来往的西域人》曾说: 罗姓似俱摩罗之略,或西印罗罗。换言之,或即因罗荼之地名而名者。冯承钧先生在所著《唐代华化番胡考》亦漫言罗好心为印度人。二说都不够具体。按归化     

以《志玄安乐经》"十观"为例看唐代景教与佛道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为例就景教入唐后与佛道交涉作个案研究.论文通过对<志玄安乐经>之"十观"的研究,认为"十观"内容基本忠实于<圣经>精神,而其表述方式则可能是模仿了佛道经典,比如<观无量寿佛经>、<太玄真一本际经付嘱品卷第二>等.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知唐代景教传教士尝试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努力,剖析这些努力方式与经验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不仅表现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盛,而且在婚姻礼俗方面,也显示出较为自由和开放的特色.关于这一点,唐代墓志对当时婚姻习俗及其特点都有反映.以下摭拾数例,以资参证.一、婚姻年龄中国古代早婚习俗极盛.《礼记·内则》郑注昏礼云:“女子十五许嫁,笄而礼之.”可见当时社会上女子15岁为婚龄的现象十份普遍.这种早婚风俗在唐代社会依旧盛行,大量唐墓志中多有反映.如《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58《有唐卢夫人墓志》云:“年一十有二,归我扬子府君”.河南开封博     

浅谈唐代丝绸之路景教绘画

唐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过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845）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近年,有关景教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然而,大多数文章侧重于研究景教在中国的兴衰以及世存的景教碑刻与写本经书,对于景教流传期间留下的绘画艺术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现存部分景教绘画艺术的梳理,呈现出景教独具魅力的一面。     

洛阳惊现大秦景教碑

在2006年5月,洛阳李楼乡出土了一件唐代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经幢上所刻经文,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按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曾出土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两件,为天津大藏书家李盛铎所得,此两件景教经典,学术界至为重视。     

读编往来

开封犹太人后裔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看了贵刊五月号关于上海犹太人后裔的介绍,我想起了老家开封那群自称是犹太人后裔的人。虽然有很多学者指出,上海的犹太人后裔和开封的情况不一样,开封犹太人后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了,但我一直不能理解这种说法。直到后来有幸结识了一位以色列来华访问的犹太人研究专家,我才豁然开朗。他说:“做一个犹太人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熟练地学习和掌握犹太教的文化,这是成为犹太     

汉唐地理志研究的新成果——评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

孔祥军新著《汉唐地理志考校》,对汉唐正史地理志及唐宋地理总志进行校理,纠文本之讹,正史文之谬,辑失佚之地志,探史志之史源,考其断代,辨其书例。在对地理志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孔氏考汉代三辅称谓沿革,盐、铁官之分布,新莽改亭之通例,北魏政区之沿革,并对隋代关官、水道和唐代诸渠进行了辑录和考察。本书以文献考校和政区地理研究为主,广涉经济地理、交通地理、军事地理、佛教地理等诸多领域,重视学术传承和演变,善用图、表的方式来明晰思路脉络,为汉唐地理研究之佳作。     

出土石刻文献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

《全唐诗》及《补编》,《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专书,所涉文献至广,允称煌煌巨著,然远非唐人著述之全貌。近年来,新出土唐代墓志数量丰富,陇右地区唐代摩崖亦时有发现,已经刊布的部分唐代墓志中仍有一些学界未注意到的唐人著述信息。文章利用各种唐代石刻文献,考证出13位唐人著述,包括唱和诗集1部,别集4部,训诂著作5部,史部著作1部,政书2部,笔记小说1部;能考知题目的文5篇,诗3首,赋1篇,均不见于两《唐书》之《经籍》《艺文》二志记载,亦未见于后世编纂唐代诗文之各种选集;新见唐代作家1人。立足出土石刻文献补充史籍失载的内容,为学界今后编纂唐人著述全编贡献微薄之力。     

唐元時代景教歌詠音樂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