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简牍所见户籍检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检核户籍和人口是我国古代一直实行的一项根本制度,但其检核程序如何,史载缺佚,此前的考古发掘亦未发现实物。走马楼简牍中两枚关于户籍检核制度的木牍和有关竹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从两牍所记内容来看,当时孙吴政权检核户籍要经过官吏被书、隐核户口、登记为簿、破莂保据等四道程序。     

“南海Ⅰ号”出水木质文物临时物理加固方法

木质文物,一般泛指古代遗存下来的木、竹制品,大至古代战船、佛像、棺撑、墓葬,小至木犊、竹简及各种工艺品等m。据不完全统计,“南海Ⅰ号”出水的木质文物主要有船体、船体构件以及单体木质文物如:木桶、木盆、木盘等木容器和木盒、木秤杆、木梳、木牌、木签、木钉、木印章、竹栓、竹箧、竹筐等。由于这些木质文物长期浸泡于海水中,出水后其含水率高,且有大量的盐分,木质纤维容易降解,而目前的保存环境也易滋生有害生物和微生物等.     

尹湾汉墓简牍初探

尹湾汉墓简牍,除1方木牍是从M2出土外,其余23方木牍和133支竹简,均出土于M6男棺墓主足部。所出木牍基本完整,竹简出土时多已散乱,有一些并已残断。通过整理,绝大多数断简已拼接缀合。全部竹简按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各部分的简基本上已据简文内容排定先后顺序。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

2010年,北京大学受捐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秦简牍。同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对这批秦简牍进行了室内发掘清理与保护工作。共清理出竹简751枚、竹牍4枚、木简21枚、木牍4枚、木觚1枚、木骰1枚,为传统田野发掘原理运用于简牍室内发掘以及简牍类遗存的科技检测等积累了经验,了解了秦竹简的编卷方式,对研究竹简简序、文辞连缀具有重要意义。简牍保存完好,组合较完整,为通过遗物组合关系了解所有者的知识背景、等级身份等提供了线索。     

尹湾汉墓简牍概述

1993年3月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6座汉墓,其中6号墓与2号墓发现汉简,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缀合后104枚);2号墓出土木牍遣策1枚。这批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多数属首次发现,已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第9卷）

正1996年7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走马楼第22号井发掘出大量简牍,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标识签牌等。时代属三国孙吴时期,从年号上看,包括孙权的黄武、黄龙、嘉禾等。内容涉及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名刺、官刺、财簿等。走马楼三国吴简提供了三国时期大量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珍贵材料。本书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的第9卷,也是竹简部分的最后一     

清华简、北大简与上博简:三大藏简事例

<正>古人为寻找合适的文字载体,曾做过很多尝试:埃及人使用纸草,希腊人使用蜡板,亚述人写在泥板上……中国今天可见的文字遗留有甲骨文、金文与陶文、玉石刻辞、竹简与木牍、帛书、纸卷等。某些历史时段同时使用多种材料以保留文字,商、西周的文字留存在甲骨和青铜器之上,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以竹、木(简牍)和绢帛作为书写     

战国后期秦国半两货币制度考略——云梦睡虎地简牍试探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古墓群的考古发掘中,于其11号秦国木椁墓葬中,出土1155支秦竹简,又于4号秦墓中出土两件秦国军士木牍家书。11号墓所出竹简上的记录字．     

马王堆三号汉墓木牍散论

马王堆三号汉墓共出有7块木牍,它们较之同墓出土的竹、木简,不仅尺寸较宽,文字较多,而且内容亦很丰富。是研究马王堆汉墓和汉代葬丧制度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图一、二)。这7块木牍中,有5块曾先后在《文物》和有关书刊上介绍或言及过,但迄今尚没有专文对之研讨。为有裨于对这7块木牍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简牍的全面整理和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择释木牍中的部分语词,以就正于同道。一“移”“家丞奋移主(臧贝)郎中,移(臧贝)物一编。”(图一:1) ——“十二年”木牍此句曾有不同的断句法。一种断为:“家丞奋移主(臧贝),郎中移(臧贝)物一编。”     

湖北荆州凤凰地遗址M24出土西汉告地书

2016年,为配合基本建设,荆州博物馆对凤凰地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一座西汉墓（编号M24）规模较大,保存较好。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陶器、漆器、木器、铜器等133件,以及竹简34枚、木牍1方。木牍长23.2、宽5.1、厚0.3厘米,横向断裂为上、下两部分。双面书写,内容为告地书。根据告地书记载,该墓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郢城周边西汉早期墓葬集中出土告地书,M24出土告地书不仅丰富了告地书资料,文中记载的“中乡”“守”“乡主”等亦为告地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