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輦司馬

孫正軍《也説〈隋書〉所記梁代印綬冠服制度的史源問題》(《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1期)認爲《隋書》所載梁制實以《宋書》爲基礎。其中引到《隋書·禮儀志六》有"輿輦、迹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對應的《宋書·禮志五》作"舉輦"司馬,《通典·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引文亦作"舉輦"。《隋書·食貨志》述晉世蔭客之制有"轝輦"司馬,查《晉書·食貨志》則作"舉輦"。     

“■”字解

《宋書·張暢傳》載,文帝時宋魏議和互贈禮物,"太尉以北土寒鄉,皮絝褶脱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粽"謂粽子,似難稱"南土所珍"。按,此處"粽"乃"■"之形訛。段玉裁《經韻樓集·與錢辛楣學士書論字》考之甚詳:     

論江瀚日記的價值及其解讀方法

<正>引言從江瀚(1857-1935)在清末民初的社會活動、交遊圈及其著述來看,他應該是位有些影響的人物。查檢梁淑安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中華書局,1997),未見其人;錢仲聯、傅璇琮等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有江瀚小傳;在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録》1944年的定本中,江瀚的名字以"一作"的形式出現,在"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中有"地明星鐵笛仙馬麟,林紓,一作江瀚(附子庸)"一目,"一作"筆法,可見江瀚     

平壤地区是否只有后汉而无前汉时代的遗迹、遗物

近年来,韩国尹乃铉先生在其论文中提出5点,论据,认为今平壤地区的古墓和土城里土城出土的文物,均为后汉而非前汉时代的遗迹、遗物。本文针对其论据也提出5点论据。指出平壤地区的古墓和土城里土城出土的文物,不但有后汉的,也有前汉的。第一,1号墓出土有前汉王莽货泉,而无后汉文物。第二,平壤贞柏洞的“夫租君”墓和“夫租长”墓均为前汉中晚期墓葬。第三,平壤上城里土城出上的文字瓦和大量的封泥,不但有后汉的,也有前汉的。第四,拈蝉碑的发现,为汉代乐浪郡治及其所属（黏）蝉县治所在地提供了有力物证。第五,平壤地区发现的前汉孝文庙铜钟,又为前汉乐浪郡治在今平壤提供了一个有力物证。其中特别是平壤上城里土城出土的前汉乐浪郡所属各县的封泥和在平壤贞柏洞发掘出土的两座前汉中晚期的墓葬,是否定所谓平壤地区只有后汉而无前汉时代遗迹、遗物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物证。     

圕(宀博)報導

圖書舘加强部隊圕工作華東軍區開隨军書店圕工作會議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於上月十五日召開全軍隨軍書店圖書舘工作會議,歷時七天。會議總結了一九五○年的工作,並决定今後将結束隨軍書店的工作;加强圖書舘工作建設,以廣泛的開展部隊圖書活動。     

魏末城民新考

《魏書》、《北史》等北朝史書中"城民"一詞頻繁出現,這是第二次"築城運動"的產物。城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確實具有學者所言的"鎮兵"、"軍戶"之義,但在很大程度上僅是"城内居民"之簡稱,是與城外"村人"相對應的城市居民。城民的身份不僅具有階層高低之別,即包括文武官僚、地方豪族、普通民衆和卑賤軍戶等;還有族羣胡漢之異,城民身份的多元性體現了北魏胡漢、胡胡文明相互涵化的典型特徵。根據城民在魏末政局中的政治動向,可將之分爲四種類型:降附南朝者、配合作亂者、矛盾互攻者、擁魏伐叛者,占絕大多數的前三類城民均以北魏政權對抗者的姿態出現。各類城民均在北魏末期政治社會的崩潰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滕宗諒監饒州酒税

正《宋史》卷三〇三《滕宗諒傳》言宗諒"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所云滕宗諒貶爲監池州酒税誤。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六相關記載,景祐二年(1035)二月丁卯"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不簽書公事。新廣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龐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東頭供奉官吴守則追一官。又降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知濰州,祠部員外郎、知信州滕宗諒監饒州税"。     

《北齊書》“撘殺”解

《北齊書·神武帝紀上》載:"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撘殺人者,乃署爲親信。""撘"字,江藍生《唐五代語言詞典》釋爲"擊,打",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認爲     

鮑照《石帆銘》繫年辨正

關於鮑照《石帆銘》的繫年,《鮑參軍集》錢振倫注曰:"《荆州記》:‘武陵舞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宋書·臨川王道規傳》:‘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此銘當在荆州時作。"錢仲聯《鮑照年表》依此確定此銘作於大明七年(463)。丁福林《鮑照研究》則將此銘繫年定於元嘉十三年(436)至十六年之間,與錢仲聯所繫相差二十幾年。丁福林考查《宋書·州郡志》的記載,認爲石帆     

矟之成藝——魏晉南北朝的騎矟戰鬥及軍事文化的形成

矟是中國中古時期騎乘裝備的刺殺性長兵器。漢以後馬上刺殺性兵器由通用的戟向專門化的矟轉變。本文梳理騎矟的戰鬥技巧、與騎射共存的狀況,討論中古時代對矟漆塗、綴幡、編纏等美飾方法及其實戰意義。矟的普遍流行不僅改變了漢代以來的騎兵戰鬥方式,更以獨特的使用技巧成爲軍事審美的組成部分,並且對魏晉以後軍事人員的選拔標準、軍隊的戰術結構、戰爭決策依據等軍事文化層面的要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代敕榜研究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宋代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民而榜示之皇帝詔令文書("王言"文書),乃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資訊之重要載體。宋代敕榜主要用於招安變亂、安撫災患、引導朝論等處,較其他朝代使用頻繁,並與詔書、黄榜等文書有一定關聯。敕榜之撰寫、頒佈自有一套制度規範。不過,在實際的頒行過程中,朝令夕改、官員執行等因素,時常對敕榜的真實效用産生影響;而士庶、軍民對於敕榜之態度及應對,又體現着王朝統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互動與挑戰。     

《魏書》“穢史”問題新證

本文首先論述兩個問題:一,《魏書》有"穢史"之惡名,原以其"好抵陰私"之故,與敍事是否屬實並無關係。"穢史"與"曲筆"發生聯繫,是一個歷史層累的結果。二,《魏書》中出於政治目的,對北魏孝莊帝及其支持者進行了系統的醜化,只有認識到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彭韋伊霍"此類措辭背後的政治意圖。重新審視全書,就會發現雖然劉知幾等人對魏收的指責有過苛之處,然而書中出於個人原因歪曲事實的情況確實存在,《北齊書》對魏收"意存實錄"的評價絕非公論。     

國防最前线的安東市立圖書舘

一、在抗美援朝擁軍优属中的工作。當時安东市的一切工作,都转向了軍事,圖書舘就負起了为軍隊服務的責任。我們主動的與當地駐軍聯系,借給他們愛看的通俗讀物等書籍,他們非常歡迎,同時書中的英雄故事,更加鼓动了他们的情緒。在我們的閱覽室中,也陳列了通俗读物,供給軍隊閱覽,在鎮江山上也展開了流通的方式。     

宋代真迹官告文書的解讀與研究——以首次面世的司馬伋呂祖謙真迹官告爲中心

本文是對首次面世的南宋司馬伋與呂祖謙真迹官告的刊佈、解讀與研究。前者係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任命司馬伋爲"總領淮西江東總領所總領"的絹本差遣官告,後者係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恩轉朝散郎絹本官告。這是南宋真迹官告的首次現身,學術價值堪與南宋武義出土的徐謂禮官告文書媲美。司馬伋、呂祖謙官告是真迹絹本文書,它們的面世,回答了官員官告的格式、材質、形制到底如何的問題。本文就兩份官告制詞、告詞內容進行了逐字逐句詳細解讀,並據官告提供的實證,對宋代中級文官任命文書的運行流程進行了分析,有助於對宋代制度文書的了解和進一步研究。     

宋理宗繼立繫銜身分小考(下)

<正>孝宗有三子愭、愷、惇,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下詔封爲皇子,繫銜據《中興禮書》載,九月下制書:"愭:少保,永興軍節度使,進封鄧王。愷: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慶王。惇: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恭王。"均各有食邑,食實封,並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孝宗長子亡故後,以三子惇"英武類己",於乾道七年二月封爲皇太子,越繼大統(《宋史全文》卷一一)。     

“諸布”考(下)

<正>漢代的"蝝螟之酺"具體儀式不詳,宋代的酺神可能類似。《宋史·禮志六》記載"又有酺神之祀。慶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內外並修祭酺。’禮院言:‘……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宋人飽受蝗蟲困擾,於是查找史書祭祀酺神,並模仿"馬步儀"制定相關儀式。由此也可知這兩種祭祀的本質無太大不同。     

南京圖書舘解放後的工作情况與總結

南京图書馆解放前的"中央圖書舘",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它是全國性"領導"图書舘。事實上蔣匪帮把國家所有的钱一方面變為私產存入美國銀行,擴充自己的官僚資本,一方面盡量擴張軍備,掀起反人民的戰爭,那里肯把钱來花在"中央圖書舘"的身上。從中央图書舘到南京圖書舘,存在着三个基本情况:     

《宋會要輯稿》繫年補校二則(下)

正《輯稿》職官四一"安撫使門"之一一一至一一二:隆興元年五月五日,詔京西南路安撫司許差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各一員。從安撫使王彦請也。七日,降授特進、樞密使、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張浚言:"契勘海州係極邊州軍,見屯軍馬、新招忠義軍,多是初自北來,未成紀律,全在守臣彈壓鎮撫。欲乞許帶海漣水軍管内安撫使。"從之(頁4056下—4057上)。     

從國史到《魏書》:列傳編纂的時代變遷

《魏書》列傳的家譜要素早已引起學界注意,但對《魏書》列傳編排在時代上的混亂則鮮有論者。魏收以前的紀傳體國史主要由李彪、崔光相承編纂,記載内容至少應至宣武時期,各卷人物編次原則是先依時代爲斷,再以事類相從。而魏收加入另一標準,即以家族爲傳,使《魏書》列傳編排呈現混亂局面。通過今本《魏書》中十卷左右即出現一次的"降臣傳",確認了早期國史列傳的年代框架,與此時代不合者則是魏收改作所致。     

兩汉的户口

我們祖国,在兩千年前,秦汉时代就基本上奠定了地大物博人众的良好基础。当时全国人口分布和經济文化发展情况,从西汉到东汉四百年間起有很大的变化,研究历史的人,对这点必須应該予以注意。如以秦嶺和淮水为界,把全国划分为南北兩个部分;北部,包括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凉州、雍州、幽州和徐州之淮北喜堪ňV荨⒀镏荨⒁嬷荨⒔恢莺托熘莸幕茨稀D敲辞丶拔骱菏?关中是农业經济發最展的区域,其財富在全国范围内“十居其六”。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为秦和西汉户口最稠密的地方,而尤以三省之交界处——豫州、冀州、青州、兗州为最睾臀骱旱姆闹抵行?在今山东、河南一带,如史记貨殖列传記齐国“衣被天下”。河北省往东北以至辽东,則甚荒旷稀落。而今全国最富裕的太湖流域,在汉武帝时代,据司馬迁所描写的情况是“不待賈而足”,完全是一个自给自足交换不發达的社会,并且是“地广人稀”荒凉不堪的地方。(以上見史記貨殖列传) 关于兩汉户口分布状况的变化,据前汉書地理志和后汉書郡国志的记载,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