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粹派与社会学

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与其时许多先进士人一样,在不同程度上都初步形成了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新知系统。因之,与传统士人相较,具有全然相异的宇宙观和价值取向,知人论世,视野开阔,既怀批判的精神,又富有开拓求新的激情。理解这一点,是避免简单否定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国性论、国粹论与文化的排孔开新

国性论、国粹论,滥觞于晚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们成为旧文人旧思想护圣守旧的工具;同时,又是新文化新思想排孔开新的靶子。由对于国性论、国粹论的批判,到主张国民性改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由关注思想文化问题到关心社会主体——人的问题,这本身就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进步。因此,理所当然地说,文化新人对国性论、国粹论的批判,既是五四时期排孔开新文化主题的题中本义,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晚清思想史学术史固然要重视国性论、国粹论,而研究五四思想史学术史也不能忽视国性论、国粹论。     

清末国粹派出现原因之浅析

国粹派是清末中国革命派队伍中出现的一个派别,他们多是一些具有不同学术根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粹派在中国的出现是当时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     

“国学”究竟指什么

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     

民国时期国内古籍整理述略

清廷腐败无能,甲午(1894)一战,败于日本.有识之士以为奋发图强,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者遂兼习中西之学.1897年,沈桐生刊行《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次年为《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作序.1899年,徐惟则、顾燮光印行了《中西学书录》.不少学者则研究祖国国学,以发扬我固有精神文明.1907年,国粹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编印《国粹丛书》及《国粹学报》月报.1908年,国光社在北京成立,编刊《国学萃编》半月刊(初名《国萃一斑》).1911年,上海成立了国学学报馆,编刊《中国学报》月刊.北京国学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发行《国学》双月刊.1912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国学汇刊》刊印了《清学部善本书目》.1914年,北京发刊了《国学丛刊》.1915年,     

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

庚子后,清季朝野双方在政治上日益走向对立,但在文化方面,却一度均以“保存国粹”为口号,且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时“欧化”取容纳而非完全排斥的态度,可见明显的共性。仔细考察分析民间国粹学派与办理存古学堂的官方在保存国粹方面的实际努力和观念异同,可以看到虽然双方从立场、观念到具体取向都确实充满歧异甚至时立,但仍可见当时朝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程度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书法在“国学热”的浪潮中会保持“冷静”吗？——关于书法新时代性的思考

本文着眼于国粹书法在＂国学热潮＂中的地位和新时代的特点,试图探讨书法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国人心中和生活中的地位和呈现方式的变化。     

对研究宣南“士人文化”的一点意见

有清一代,北京的宣南地区是文人学士主要聚散之地,是全国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时期出现在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学派或学术门类如“皖派”,“公羊学”,“西北地理”、“蒙古史”等等,都相继在这一地区形成。到晚清,北京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又在这里诞生(如著名的“京剧”)。所以,不论作为世界文化名都的北京,还是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其形成和发展,都与“宣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章太炎历史观之“新”

晚清国粹派应运而起,成为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国粹派学人以章太炎为代表高举"新史学"旗帜,以传统史学为根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构成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新"的一面。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

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胡成晚清末造,列强环伺,虎视鹰瞵。政论学说,云兴泉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民族主义思潮。时人云：夫二十世纪者,“民族主义之时代也。”①而就这一思潮的现实影响来看,尽管激进革命派的“排满革命,民族建国”为其主旋律...     

晚清国子监衰微与满祭酒盛昱退隐

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历来为统治者重视。到了晚清,国家的内忧外患导致国子监出现“颓废已久,迄难振作”。宗室盛昱是唯一参与振兴晚清国子监的满祭酒,但也因经费短缺、胥吏贪腐、师生堕落、对中外文化的反思和国势命运的无奈而弃官归乡。一位满族祭酒虽对官学、国家绝望而归,但其所撰《八旗文经》,却为保存、传承本民族文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山东威海举办的“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香港、威海两地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问题为主题,对近代英国在华租借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相关研究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讨论,丰富了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研究的成果。     

民国政府文物保护评析

保护文物,就是维护前代物质历史文化遗存,保持民族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而深远。民国时期,在挽救民族危机、保存国粹思潮的引导下,加上西方近代考古学和文物保护观念的影响,政府当局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对文物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中国真正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事业开始发绪,并逐渐成型。本文将尝试对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从特点、意义、和教训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评析。     

论孙中山的国学理念

本文先叙“国学”在辛亥革命前后兴起、发展之始末梗概,略涉章太炎与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交谊,以及二人在“国学”宣扬推展中相辅相成的历史作用。嗣引入主旨,评述中山先生思想中蕴含的“国学理念”。述凡三端：一曰,孙中山国学理念之民族文化根柢;二曰,孙中山国学理念之人文精神本质;三曰,孙中山国学理念之思想启迪意义。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