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续)

三、罗马史学与秦汉史学: 渐趋退缩与持续发展的两种趋势 希腊史学,从修昔底德以后便有不振的征兆。罗马史学继承了希腊史学,并曾在自身的基础上一度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始终没有能够达到超出希腊史学成就的程度,从而呈现出渐趋退缩的趋势。中国史学,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既是它的形成时期,又是它从各方面都作了准备即将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司马迁和班固的成就,     

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历史的构建——基于对《罗马古事纪》的考察

作为罗马帝国初期希腊学者文化观念的样本,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纪》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以客观史学标准为依据,将狄奥尼修斯与《古事纪》分别视为史料抄写员和史料汇编,未曾从研究狄奥尼修斯历史构建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古事纪》塑造的罗马传统及展现的罗马人形象,进而剖析狄奥尼修斯赞颂罗马背后暗含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狄奥尼修斯以希腊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希腊学者所知的罗马历史嵌入对罗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古事纪》构建起希腊文化传统与罗马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它与拉丁正统叙事完全不同,是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     

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二重性及其历史源流

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盛期史家笔下,居民成分驳杂、文化水平低下、政治立场可疑的西西里构成了希腊世界边缘的一处蛮荒边疆。狄奥多鲁斯的史著则为我们保留了希腊文明西部边疆西西里作为希腊世界的军事屏障、文化艺术的活跃舞台和道德卓越的世外桃源的正面形象。西西里边疆的正面形象并非仅仅来自于提迈乌斯等希腊化时代西西里本地史家的杜撰。盖伦、希耶罗等西西里僭主与品达、埃斯库罗斯等古典早期希腊本土作家均积极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构建活动。西西里文明边疆正面形象在古典盛期的急剧衰落反映了古典时期雅典知识精英政治立场与蛮族观念的深刻变迁。     

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王朝论”商榷

帕提亚王朝在起源背景、政治军事结构、城市建设、官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乃至文化发展趋势上与传统"希腊化王朝"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得到古典文献、出土钱币和其他实物史料的充分印证。与国内学界不同,国外希腊化研究者在论及帕提亚王朝时较为谨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王朝在希腊化世界的"异质性",及其"隔断"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与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政治文化联系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未将其列入"希腊化王朝"、"希腊化国家"之列。实际上,正是帕提亚王朝的崛起掀开了希腊化时代东方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全面复兴的序幕。因此,对于由东方民族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的研究视角难免失之于偏颇,无法客观地反映该王朝在文化起源、主流特征和发展趋势方面鲜明的非希腊特征。     

论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影响

在世界文化史上,古代希腊和罗马创造了古典文化的辉煌,又直接影响了以后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史学、哲学、建筑、宗教等诸多方面。这也充分体现了古罗马文化的包容性。     

试论印塞钱币上的“马”网案以及中亚地区“马”文化对我国新疆地区之影响

中亚地区的“马”图案由来已久,钱币上的“马”图案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的古印塞王国时期甚至更远,（见图一）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的“马”图案钱币。印塞钱币正面一般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国王骑马像,周圈是希腊文（希腊文应当源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建立的希腊化城邦国家巴克特里亚）,背面为一站立的神像,周圈为怯卢文（一种当时在印度西北部使用的文字,现在已成死文字）。     

世界货币杂谈

一、世界历史货币四大体系世界历史货币来自四个独立的文化源头：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几个体系在历史上曾互相交叉与影响,如希腊古币与大夏币,墨西哥鹰洋与中国龙洋。到了现代又进一步借鉴与融合。这种影响和融合往往与政治和军事密切相关,亚历山大帝国把希腊文化带到了中亚和印度,阿拉伯王朝把伊斯兰文化带到北非和西班牙,西班牙殖民者又把地中海文化带到了拉丁美洲。（一）希腊罗马体系：这一体系最早的硬币是公元前七世纪小亚西亚利底亚的流用金币。后来进入希腊化时代,包括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埃及、古犹太和眺尼基…     

斯特拉波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世界”

斯特拉波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罗马东部行省的希腊地理历史学家。其《地理志》叙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及各地区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将罗马征服以来的"世界"面貌集中呈现出来,迎合了帝国初期自罗马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的需求。同时,他充分吸收并批判继承希腊学者的研究,尝试探讨人类居住"世界"的范围及其边界等问题,成为古希腊地理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地理志》由此展现出两个相互联系却不完全重合的"世界",这源于斯特拉波兼顾帝国整体利益和地理学专业研究的考虑,显示出他将希腊学者所知的"世界"嵌入到罗马征服和统治的"世界"中的努力。《地理志》的文本证据表明,斯特拉波笔下的"世界"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展现了作者对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聚合趋势的感知。     

托勒密二世税制改革与埃及的“希腊人”

族群变迁是希腊化时代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西方学界对于希腊人与埃及人是否融合莫衷一是。近年来出版的纸草文献表明,托勒密二世在税制改革中划分出了拥有特权的“希腊人”,其中隐藏了希腊化的埃及人,或可称为“特权希腊人”。然而,学界将税制改革和族群变迁分开研讨,或专注于讨论税制改革在王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或单独考察希腊人或埃及人个体的族群认同。事实上,税制改革是“希腊人”特权群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官方文书中希腊人身份登记、免税权、职业特权等构成了埃及特权希腊人的必备要素。在制造特权希腊人的过程中,托勒密二世提升了希腊人的社会地位,推进了埃及的希腊化,同时也将埃及社会分割为不同阶层,埋下了“族群”冲突的隐患。     

论李维的求真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对于研究罗马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李维撰史既追求史事之真,对史事进行真假判断,也追求史事价值之真,对史事进行定性的判断。这两种判断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分之处。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有时被置于真假判断之上。李维求真思想存在的两种判断,融合了希腊化时期史学和罗马传统史学的特点,反映了史家对求真和致用关系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