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荣昌作为晚清云南官绅赴日第一人远赴日本考察学务,所作《乙巳东游日记》一书．详录其行程、考察内容、观感,反映了晚清中国边疆官吏非常重视派遣学生留日,并且提供了大量这一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此期云南官吏的日本观及个人思想的嬗变历程、云南的社会变迁、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清代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具体表现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观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清代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具体表现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观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与国情

中国近代化面临的特殊国情主要有二：一是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严重不足;二是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对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顽固排拒。任何致力于近代化事业的有识之士都必须正确认识这种特殊国情,对清政府和专制政治心存幻想注定不切实际,对近代化因素的积累水平估计过高也注定要走弯路。但在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近百年时间里,有识之士们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恰恰存在以上两种误区。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有识之士们在近代化道路的选择和近代化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种种错误决策,并因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直隶谘议局为何改称顺直谘议局

在清末筹备立宪的过程中,各省陆续成立了谘议局。谘议局是省议会的“预备”,也就是省一级立法机构的雏形。直隶省于1909年10月14日成立了谘议局,但是与各省的情况不同,直隶省的谘议局先后用了直隶谘议局和顺直谘议局两个名称。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直隶省的谘议局在筹备期间和成立之初一般被称为直隶谘议局筹办处或直隶谘议局,有关报道也称之为直隶谘议局。如直隶谘议局筹办处成立后,拟定了一系列有关筹办谘议局的具体细则,《东方杂志》第五年(1908)第九期登载了有关谘议局的一系列相关文件都是以“直隶谘议局”相称的,如《直隶谘议局筹办处…     

曲折中艰难前行——辛亥后社会长期动乱的困惑与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社会动乱的现实。让人们对革命的成果和意义感到困惑。然而纵观英、法、关、日诸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元一例外都经历过曲折与反复。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亦然。政治近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有一个起点、开端,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前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为时近40年,这较之荚、法、美、目政治近代化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所经历的时间,并不为过。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和开端,没有辛玄革命,就没有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论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观念近代化的影响

抗战时期“教大迁移”把一批受现代明熏陶的高等学府和最具忧患意识和时代使命感的知识群体，骤然带进了近代化一直比较滞缓的西南腹地，使他们充当了“西学东渐”中转站的角色，促进了西南人民观念近代化。其表现在：①民主与科学精神深入人心。②近代女性观念意识大为增强。如教育方面、社会参与意识方面、就业及婚姻方面等。     

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影响深远,因而广受学界关注。考释近代中国留日运动的兴起时间、留日学生人数及其所学学科专业、分析留日热潮的原因、考察留日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探讨留日学生与中国社会变革之关系等,是中日学界关于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的焦点和主要内容。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存在"重清末轻民国"的倾向,以及中日学者彼此利用对方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不足、部分领域亟待细化和深入研究等缺憾。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更需广泛搜集相关史料,充分关注中外学界成果,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推进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近代中国的留日学生,不仅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而且,他们与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也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和影响,认为在清末的19世纪后半期,日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清末的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本文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研究中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30年间,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不仅远远强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在许多地方比我们自己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更详明深入,值得我们反思。从抗日战争前半个世纪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来看,与抗日战争间日本的长江上游的踏察资料整理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潜在意识的发展脉络。透过近代日本人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材料我们发现,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国侵略中国而称雄亚洲背景下进行,了解中国而侵略中国的意识十分明显。透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可看出,当时日本比西方列强在对长江上游的影响方面更直接,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更大,而西方传教士则对长江上游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深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踏察调查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建国后日本归国华侨的工作与生活——以《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一书为中心,结合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20世纪后期从日本归国的华侨留学生在国内工作与生活的情况,希望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历史与日本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

自粤汉路权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以后,粤汉铁路进入粤湘鄂三省分省合办阶段。鉴于广东绅商的集股办法存在弊端,张之洞一再强调和坚持官督商办体制,岑春煊提出广东官商"合力筹款"的思路,由官向商征收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等,由官收存,作为官款、公款,发给商铁路股票。这个思路和做法遭到绅商的反对,由此而出现官绅分歧,1906年(丙午)年初引发官绅冲突,是为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岑春煊指责绅商阻挠路政,申述征收捐费属于"就地收捐",争辩本省人集款建本省路的合理性。绅商则指责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风潮发生后,岑春煊和绅商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绅商逐渐加紧了招股、收股的行动,并有初步成效。一直注重商权的岑春煊在张之洞和广东同僚的调停下表达了"但愿路事有成"的愿望,释放了被捕的黎国廉,颁布了同意商办的告示,铁路风潮得以消解,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实现了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风潮的发生和体制的转型是粤汉铁路自办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粤汉铁路筹建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试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演进——兼论北洋集团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北洋集团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洋集团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在推行军事、警政、教育、司法等部门的现代化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洋集团在山东、直隶、东北地区的早期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建国以来我党在发展观认识上的三次重大转变

发展观是对枉会发展进程的理性认识,是对枉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建国以来党在领导枉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在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上,经历了从传统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变化。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枉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初析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遭夭折,但留美幼童回国依然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继续向西方学习,他们的下一代也纷纷负笈海外,学有所成,甚至宋氏家族也受到留美幼童的重要影响;留美幼童还首倡了庚款留学,促成近代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杰出优秀的科技人才,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本文拟对留美幼童的上述历史影响作一初步探析.     

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分析

文章依据雍正、乾隆朝引见绿营武官的履历档案,分析了这一时期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等问题,并比较雍正、乾隆两朝的变化特点。揭示了旗人特别是满人的选官特权在乾隆朝更明显,任职比例大幅攀升,任职层级提高,且多在战略要地任职。陕甘籍官员以功绩、福建籍官员以水师技能也分享了选官特权。乾隆朝武官人事渐显因循化趋势,循资任职比例增多,避籍制度宽松、年龄增大。通过对出兵记录的分析,估算了这一时期出兵西北、西南和台湾的比例。     

清末民初钦廉改隶之争探究

清末民初,广东之钦廉曾三次被提议改隶广西省。第一次是在光绪末年,与广西迁省南宁一并提出,因当时桂林籍官绅的强烈反对和清政府财政拮据而未实现。另外两次是在民国初年老桂系势力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因广东各属绅商、侨寓外地各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以及桂粤矛盾等多种因素仍未实现。通过对此事件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研究民国初期的行政区划变更时,不仅要考虑传统的因素,还要考虑基层民意、地方绅商的势力和近代报纸的舆论影响。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