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

无论在世界现代史,或是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当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时,少不了都要提到“田中奏折”。“奏折”中关于“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满蒙”的话,是日本实行对外侵略的大纲。正是按照这个纲领实施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一个时期以来,国外史学界以“奏折”某些文字上的差错为实,否认这个“奏折”的存在,说它是伪造之作。我以为,说清“田中奏折”一事,可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何谓“田中奏折”?要全面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奏折”的产生过程和实行的实际情形才能找到答案。     

日本教育体制中的“高专”——访日本国立津山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在赴日进行“日本经济现代化与教育”问题的考察中,我们作为日本国立冈山大学客座研究员,访问了国立津山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那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校长角南正志先生、教务主事小桥义郎先生、事务部长立花卓先生和曾在东北师大留日学生预备学校任教的杉山巍教授热情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日本教育体制中的高等专门学校(简称“高专”)这一类型的高等教育体制,使我们感到,在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确有其特点和优点,它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培养专门技术人材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很有借鉴意义。     

四十年来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反省

四十年来,我国历史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此,我主要谈谈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我认为历史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学本体论,即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第二是历史理论问题,即关于种种历史现象的理论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四十年来的我国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状况,我以为可以以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大体可以1965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史     

关于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而又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日本大众” ,是指和“日本民众”、“人民大众”具有相同含义 ,也即相对于日本统治阶层、当政者而言的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关注 ,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日本人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在人们的意识中 ,人民大众是不会犯错误的 ,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记在日本天皇、军阀、官僚、财阀 ,即日本统治阶层的账上。如果认为日本大众也有责任 ,人们会担心这不利于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 ,以孤立日本右翼势力。正因为此 ,国内学术界尚无人专门论及这一…     

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

白寿彝同志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中国史学史专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回族史学家,回族史研究是他的中国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对于白寿彝同志的中国通史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延安曾参加党对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而我分工研究的是关于回回民族的来源与历史部分。在这方面,白寿彝同志和我研究的问题有共同性,所走的道路有共同性,因此,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自己的感想。白寿彝同志的民族成分是回族,他从小就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历史与发展前途,二十四岁时就发表了研究回族历史的论文,这是非常可贵的政治品质。过去在“左倾”思想     

和羅爾綱先生商榷捻軍的战术問題

在捻军反清斗爭的最后几年中(1865年以后),捻军曾經有一种出名的战术,罗尔綱先生最初称它为“捻军的运动战”,后来(1955年以后)又把它改称为“太平天国新軍的运动战”。“捻軍”是不是“太平天国的新軍”?罗先生認为,自1865年以后,捻军的一切組織、制度都是太平天国的,它是太平天国的新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捻軍的組織”一文中,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我在这里不再重复,只打算談谈这种战术的本身。和罗先生一样,我不是专门研究軍事史的人,对軍事史了解不多;什么叫“战略”和“战术”,我也暫时撇开不談,不过我同意江地同志的意見,把它称之为     

日本古代史料中“秘色”青瓷的记载与实例

一、有关“秘色”的史料 抽出日本古籍史中“秘色”一词的用例,通过探讨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的,我想研究日本的舶来品问题。     

关于近代史开端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评两种东北近代史开端说

东北近代史开端问题,是东北史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近年来,东北史研究者对此已基本上取得了倾向性意见,即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牛庄开港”(1860年)标志着东北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论点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接受.并在一些东北史的研究论著中得到体现.但是,1993年7月,在吉林市召开的“东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讨论“东北通史的分期”问题时,有些学者认为:既然史学界已承认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意见

我是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历史地理,当然免不了要接触到地方史、地方志,但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地方史、地方志。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我在今天的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工作时,曾经为这个图书馆所收藏的地方志编了一个《馆藏方志目录》,也只是看看序言和跋,翻翻目录而已。很少仔细阅读书的内容,谈不上研究地方志。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讨论或研究地方志的论文。总之,我不是地方史专家,也不是地方志专家。     

魏惠王的纪年质疑

魏惠王名罃,因其在位时将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村)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称为梁惠王。魏惠王的纪年问题,在战国史的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虽有不少研究战国年代的学者对此作过考订,但是由于史料记载的歧异,一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唐代司马贞认为:“实所不能详考”,清代梁玉绳指出:“所书各异,实一大疑案,有不可不辨者。”近人梁启超也慨叹;“随处感物括,莫衷一是”。关于魏惠王的纪年即其在位的时间,总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 ,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 ,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 ,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 ,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 ,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② 。 2 0世纪 40年代以来 ,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 ,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大热点。 1 974年 ,《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 ③ ;1 975年 ,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 ,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     

大都市旅游的魅力与特色

我在日本旅行社工作了11年,现在日本大阪旅行专门学校担任讲师。 在旅行社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访问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可称得上大都市的地方。能想起来的具体的都市列举如下:     

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

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形态问题 ,几十年来大多是围绕着一个“定势”做些“加减”性的讨论。近年来有跳出“定势”的萌动。然而就我而言 ,尚未想从“定势”中完全跳出去 ,只想多少做些调整或修正。具体而言 ,就是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 ;其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 ;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 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 ,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 ,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 ,或者说解释力最强。…     

关于中国日本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兼评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刘岳兵教授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一书,着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和回顾了1949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四十年间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对了解和把握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促使中国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探讨日本史研究乃至日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都很有帮助。该书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几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学术性与致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在今天提出并探讨这些问题,对中国日本史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于1992年12月正式成立,它是东北师范大学从事东北亚研究的学术队伍的集合体,是东北师范大学多年来东北亚研究成就与人才积累的成果,也是学校研究事业步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东北师范大学的东北亚研究起于60年代初。为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学校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所,地理系的苏联地理和日本地理研究室及外语系的苏联问题研究室。尔后,历史系、教育系等也针对东北亚国家形成了专门的研究     

评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

评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曲家源近几年,在一些出版单位努力下,相继出版了一些系统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就是其中之一。专门史丛书应该具有学术性,即在史料的挖掘与运用,分门别类研究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     

“初吉”简论

关于“初吉”在西周时期金文中本是月相四分法中的一个名称,至春秋后乃演变为仅仅表示吉利意义的一种虚文套话,我在《金文月相管见》一文中已做了专门论述。并证明了成康时期是月相四分法的初创形成时期,昭穆时期是其推广定型时期。然限于篇幅,对于“初吉”的本义及其演变过程,则未详细说明。本文即就此进行考证。在说明“初吉”的本义之前,首先想辨析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即甲骨文中的“旬”字,前人往往把它解释为证明殷代已经实行干日三分一月法的证据,如叶国庆先生言:“商人以十日为一旬,三旬为一月”。     

舆论战帮日本人打赢甲午战争？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