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况

1.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1.1.德国早期汉学：17世纪至建立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众所皆知,欧洲汉学研究的开端来自天主教16至18世纪在中国所进行的传教工作,最早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其为欧洲最早汉学研究之地,之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传人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化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末的政治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还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的“勾结扰国”。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汉学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得以确立并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 ,从而对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同时产生广泛影响 ,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学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侧影。在我看来 ,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创立 ,应该是在“传教士汉学时期”。“游记汉学时期”早可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 ,甚至可以推到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Ｈｅｒｏｄ…     

从南怀谦摄影集看清末民初陕南天主教的发展

一百年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用他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影像.透过南怀谦的镜头,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直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20世纪初天主教在陕西南部的发展状况,这对了解与分析印证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使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但早期美国汉学也存在着缺乏专职性和研究群体单一性的严重不足。     

澳门印刷出版史述略

早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西传。到了18世纪,西方传教士又将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在这长达千年之久的中、西印刷技术的一往一返。其中一条主要的路线是广州——澳门(香港)——欧洲——澳门(香港)——广州。在古代,印刷技术的交流、应用和推广,绝不会仅仅为了印刷技术本身,而是与“文化”这个词的意义紧密相联。有学者认为“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事实上,     

第三届“欧洲在中国”国际会议简介

“欧洲在中国”是由欧洲汉学会发起的汉学研究小组,其最初目的是研究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从中文文献出发,着重研究中国人对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反应,1990年成立这个小组,1991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1993年在罗马召开了第二届国傺会议,论文集已先后出版。     

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

西晋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晋唐之际的学者利用《纪年》核准文献、考证史实,同时也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从而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汉唐受降城与胡汉交融

受降城地处胡汉分界,又为游牧、农耕民族经济交汇之要区,因而在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降城在唐诗及汉唐文献中多有出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民族关系皆在受降城留下了历史烙印,因而利用唐诗及汉唐文献对其进行考证,以窥当时之民族关系,实有必要。     

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     

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贺《史学月刊》50周年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一份学术刊物能坚持50年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称凤毛麟角了。可喜可贺的是,《史学月刊》就是中国学坛上这样卓异的刊物之一。作为长期受惠于《史学月刊》的读者和作者,在这喜庆的日子,应该说点什么呢?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看到的是宽宽一排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年杂志,静静地立在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将它们一一抽出,摩娑披览,一时间竟感怀良多。从一份省级史学分会内部交换研究心得的通讯,到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间的曲折艰难,不说也罢;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封还词头这一封驳方式发端于唐代,形成于北宋仁宗朝,主要由中书舍人职掌。北宋的封驳制度发展为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为主、给事中封驳为辅的模式,是三省制转变为一省制过程中封驳制度的必然转变。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对于修正人事决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单一的给事中封驳,无疑也是制度上的进步。但对于封还词头的作用仍不可高估,因为这一行政程序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决策。     

Hayden White (and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and Everyone Else) at the AHA

The special session at the January 199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onoring the achievement of Hayden White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his work on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was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at least to this participant, in many more ways than had been planned or promised. The session itself, albeit fairly routine by the standard of such occasions, seemed to take on a meta-narrative of its own as each of the speakers (not excluding the honoree who was present and participating) confidently spoke at length, proceeding from deep premises which bore no relation to any of the others. My own initial anticipation that this event would produce limited variations on a coherent theme—the impac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of narrative theory in particular on the practice and self-definition of academic history—turned gradually to rather disconcerted bemusement, especially when my turn came to listen to myself.
My previous engagement to report on the AHA session in a paper for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became an opportunity to confide some of my freshest reactions to the event in a fairly small and very select audience. Narrating the ephemeral metanarrative I perceived as spinning itself out over the blunter facts of the AHA occas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inner topic of my Wesleyan paper (this present essay), not excluding the mysterious impulses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existential atmosphere of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Princess Ballroom.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