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企业体制变迁及其现代化审视——对汉阳铁厂“招商承办”之再思考

创建于1890年的汉阳铁厂,在投产两年后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究其原因,既符合企业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亦是晚清时期内外环境变化及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而进一步探究发现,官督商办体制适应了晚清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这种过渡的杂糅决定了汉阳铁厂难以从官办直接转变为完全商办。     

汉冶萍公司体制研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阶段第一个炼铁联合企业。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杜漏卮、挽利权,在湖北汉阳以官款创办汉阳铁厂,此后,经过招商承办、技术改良、厂矿扩充等艰难发展历程,于1908年正式注册为商办企业。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本文简称汉冶萍）。自其前身汉阳铁厂于1890年创办,至1948年正式由国民政府接收止,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涵盖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的企业形态：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股份制企业,对应的企业体制也大相径庭。     

从授官到应举——以北宋宗室召试制度为中心

北宋前期宗子由国家赐名授官,熙宁二年(1069)宗室改革始允许宗子应举得官。期间召试制度的出现,既是国家督促宗子向学的激励手段,也是由赐名授官走向应举得官的制度过渡。宗室召试始于仁宗朝,至仁宗朝后期基本定型。学习优秀的宗子通过召试获得官阶迁转奖励,这刺激了宗子的文化学习,也反映出宗子争取考试权利以寻求个人出路的努力和要求。此后随着宗子文化素养不断提升,出现"宗室士大夫"群体,成为宋代宗室的杰出代表。     

晚清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晚清时期,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还是实行官办,进行了3个回合的斗争。第一回合,轮船招商局屡被弹劾,京中言官要求对其统制,乃至收归官办,被李鸿章顶住。第二回合,围绕着湖北铁政局的经营形式,张之洞与盛宣怀展开争论,结果张之洞动用官款创建,企业实行官办;然而,企业官办后经济效益太差,几年后不得不招商承办。第三回合,“轮电之争”,袁世凯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官办或对之实行统制,盛宣怀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各官督商办企业摆脱“官督”,完全商办。经过数十年商办与官办的斗争,以及商办的不断胜利,迎来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

自粤汉路权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以后,粤汉铁路进入粤湘鄂三省分省合办阶段。鉴于广东绅商的集股办法存在弊端,张之洞一再强调和坚持官督商办体制,岑春煊提出广东官商"合力筹款"的思路,由官向商征收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等,由官收存,作为官款、公款,发给商铁路股票。这个思路和做法遭到绅商的反对,由此而出现官绅分歧,1906年(丙午)年初引发官绅冲突,是为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岑春煊指责绅商阻挠路政,申述征收捐费属于"就地收捐",争辩本省人集款建本省路的合理性。绅商则指责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风潮发生后,岑春煊和绅商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绅商逐渐加紧了招股、收股的行动,并有初步成效。一直注重商权的岑春煊在张之洞和广东同僚的调停下表达了"但愿路事有成"的愿望,释放了被捕的黎国廉,颁布了同意商办的告示,铁路风潮得以消解,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实现了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风潮的发生和体制的转型是粤汉铁路自办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粤汉铁路筹建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浅议晚清“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晚清洋务期间兴办企业、发展工商的一条重要政策,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既有符合当时工商业发展需要的一面,但又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从而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福建银行纸钞介绍

清末民初,币制紊乱,尤以纸币为甚。当时各省纷纷设官钱局,并发行种类繁多的银元券流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福建省设立福建官钱局,俗称福建银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福建省将原官钱局改组成福建官银行,实收资本2万元,为官督商办制,总行设在福州。直至1915年8月,福建省又将福建官银行改名为福建银行,改官督商办制为官商股份合办。     

士人改官的双重困局——以南宋曾丰为例

士人命运是唐宋变革的重要着眼点,对中下层士人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这一议题。南宋士人曾丰,从入仕到改官,一直陷于人情与法度的双重困局,干谒求荐屡次碰壁,受荐磨勘变数频生,历程长达20年。曾丰个人之遭际,既是宋代广大中下层士人改官中命运的缩影,也反映出在改官制度的两重面向之下,宋朝"任人"与"任法"调和的失败。从历史角度分析,改官制度正是唐宋变革不成熟、不完全的产物。     

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

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这种变化正是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反映。     

刘坤一洋务思想及其实践

刘坤一是晚清同光时期的重要疆吏,也是一位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积极而广泛地参加了洋务活动。其思想高于其他洋务派的地方,是他反对洋务企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而主张商办,呼吁保护国内工商业。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不遗余力地提倡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他主张在对外交涉中要“据理力争”,但对列强的侵略又主张“以夷制夷”。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自始至终贯串着他的爱国思想。他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对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体制左右航向:从轮船招商局看晚清政商关系

晚清轮船招商局作为我国民族航运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速度,为我国对外贸易、养殖农业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轮船招商局所处的那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约束性,所以使得轮船招商局由原来的"商事商办"转变为"商事官办",因而大大降低了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速度。     

故宫博物院藏金质盖座嘎巴拉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结合乾隆朝造办处档案,对嘎巴拉碗的来源、改制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嘎巴拉碗的供奉属于舍利崇拜的一种。乾隆皇帝对这些金质盖座嘎巴拉碗的供奉,不仅反映了他在佛学理论方面接受了"性空"学说,而且也反映出他借助宗教思想积极推进"因俗而治"、"恩威并施"的政策。     

限考受荐:宋代选人改官的资格

"限考受荐"是宋代选人受荐举改官所需遵行的重要原则。考限则是选人改官的基本资格。宋代的"限考受荐"原则在荐举改官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不加区分受荐资格、磨勘资格到将二者区分明确,反映了宋代荐举改官制度的成熟。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剥离,有效地限制了势要子弟和奔竞者的进身速度,同时平衡了宋代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安抚了未能改官的选人,稳定了低级文官队伍。     

青铜器铭文中的食官考

食官系掌管皇帝或百官饮食的官职。本文对成阳博物馆馆藏及香港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所涉及的"大官"、"中官"、"私官"、"中私官"、"汤官"、"下官"、"上官"、"食官"等进行了研究和考证,认为他们都与饮食有关,只是在隶属、称谓、地位和职掌范围有所不同。同时也印证了"古代‘食官'从秦朝开始设置,汉代及以后各朝代也都沿袭,元代以后废止"的文献记载。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李鸿章与上海资本家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通过试行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体制,蛹化培育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上海资本家阶级的核心群体。这种前所未有的阶级关系新变动,堪称具有中国特征的“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

开滦煤矿自创办到被中国政府接管的80余年间,先后经历了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时期(1878—1901年)、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时期(1901—1912年)、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时期(1907—1912年)、中英合办开滦矿务总局时期(1912—1950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