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粤海关档案看清末广东省两次公债发行

本文以粤海关档案为基础,从发行办法、公债观念、还款担保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广东省1894年息借商款和1905年广东公债的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修正了一些不准确的数字,深化了对晚清公债问题的认识.这两次公债发行的整体设计较为合理,粤海关的承办工作也大体透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债发行中留难勒索的弊端.两次发行公债,完成的借款数额不同,不宜以借款的用途(军费开支和地方实业)作为判断公债优劣的前提条件.实际借款数额的多寡,主要取决于认购人对政府还款担保的信心--即关税收入能否作为还款担保.庚子后列强掠夺关税收入,清政府关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还款担保信用低,是1905年广东公债发行失败的根本原因.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

中国的外债始于清代后期,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代前期广东十三行对外商的借款和“行欠”。据初步统计,鸦片战争以前,除外商贷款外,十三行的行欠共20笔,债务额的1000万两（库平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208笔,债将总额达13亿多很两．其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亿两,各种行政借款0．4亿两．镇压起义与革命的借款0．2亿两．实业借款3．7亿两．海防与塞防及抵御外侮的借款0．8亿两。这些“行欠”、外债与清政府的外债政策密切相关。下面拟分三个阶段对清政府的外债政策作一些考察和评论。一、“禁止借领外…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的铁路政策

长期以来,甲午战争以前的铁路问题不为史学界所重视而一直晦暗不明。目前的近代史研究几乎一致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刺激了铁路建设,中国铁路自此有了一个大发展,甲午以前的铁路建设则无足轻重。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前的政策基础,仅仅靠一次战争的刺激能够立刻从无到有吗？甲午战前的铁路事业绝不是中国铁路史上可有可无的一段历史,甚至也不是中国近代史可以随意忽略的一笔。本文正是试图论述铁路的这段历史,来揭示清政府在近代化道路上所作的努力。由于对早期铁路史不够重视,自然对甲午战前清政府所推行的铁路政策缺乏深入分析。从…     

关于币制实业借款第一次垫款交付日期的考订

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第八款第四条载明:在合同签押后,银行团可应靖政府要求,备款一百万英镑为东三省之用,“由度支部出单,或全数提用、或分次提用”。清政府于5月6日请求银行团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东三省防疫及办若干工农事业之急需。不久,银行团便根据这一申请将这笔款子垫付给清政府。     

中山舰打捞修复工作纪实

一、勿忘国耻 讴歌忠魂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清政府重振海军的“遗腹”舰。甲午战争以后,国门洞开,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在中华大地     

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

宣统元年(1909)四月一日,锡良接篆东三省总督。与首任东督徐世昌借款筑路的思路不同,锡良督东之初力主自修铁路,但遭到中央部臣议驳。之后锡良着力筹谋息借美款修筑锦州至瑷珲的铁路计划,欲图借此一方面与日本、俄国控制的铁路争利,一方面将欧美势力引入东北,实现均势外交下列强间的相互牵制,从而巩固东北边疆主权和边防安全。然而,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内外两方面的阻滞:就外力而言,日本、俄国为避免与美国、英国形成直接对抗以及出于保全自身利益的考量,未直接反对锦瑷路事,而是联起手来对清廷极尽恫吓讹诈之能事,声言此路必须经其同意方能实施且要求提供资金、工师;同时加紧对东三省的侵略步伐,俄国提出修建张家口经库伦至恰克图的铁路以替换锦瑷铁路。就清政府内部而论,邮传部、外务部、度支部之间以及三部和东北地方政府之间,由于角色地位的不同,对锦瑷路事的认知存在诸多差异,集中体现为东三省督抚极力主张借款筑路而各部态度则飘忽不定。锦瑷铁路借款计划最终失败,东北铁路建设面临着中外博弈和央地歧异的双重困境。     

从榷税到夷税:1843—1854年粤海关体制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南五口,粤海关一口通商的体制被打破。1843—1854年间,粤海关为应对变局,进行了以下调整:在机构与人事方面,改设、添设了一些税口,增加了百余名书役,但清政府中枢与广东地方当局纠缠于添设书役等细节,未能在海关监督人选和中枢层面进行大的调整;在夷税政策方面,制定了统一的税则、税率和关期,但未能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夷税收支机构;在夷税收入方面,粤海关起伏较大,江海关收入急剧上升,除贸易重心转移外,这背后还涉及巨额走私,而江海关贸易地位的上升也预示着以粤海关为主的税务体系将难以持续;在夷税支出方面,粤海关奏销折延续既往的混乱以及对内务府、户部的大额上缴。从粤海关的体制演变,可以看出清政府此时在政治理念上有"规复旧制"的冲动,行动上则存在"惯性依赖",其目的在于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     

庚子赔款筹议方式比较研究

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举债归还日本所勒索的战争赔款。列强通过争夺贷款权,掀起了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高潮。然而,取得如此重大利益的各国在议论庚子赔款偿付方式时,最终采取了抵押分期偿还的方式。抵押分期偿还的方式,对清政府而言,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列强能同意中国分期偿还,不意味着其否定甲午战后的政治贷款,而只是一种为了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从而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甲午英魂永存——纪念邓世昌殉国100周年

在一个世纪前的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李鸿章采取避战求和,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没,被迫签订结束战争的丧权辱国的     

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

甲午战后，力求自强的清政府掀起了“借债筑路”的高潮。在此后十多年间，清廷先后同西方国家签订了几十个借款合同，并修筑了几千公里的铁路。对此举措，以往的学术界基本否定。本文从思想发展、主观动机、合同内容前后的变化、社会实际效果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清政府的“借债筑路”，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应以肯定，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浅谈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及其发行的纸币

清朝末年,历经甲午、庚子两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五年后又被迫同俄、英、德、法、美、日等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清,年息四厘,还有各省的地方赔款二千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赔款,称之“庚子赔款”。这样就使清政府外债累累,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清政府财政大为破坏,便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搜刮和勒索,人民     

安徽银元局人事变迁及铸币情况新探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安徽巡抚邓华熙为了解决钱荒问题,向朝廷奏请购机建厂,铸造银元,并得到清廷批准。同年三月,邓华熙“借拨藩库银一万两,支应、牙厘两局各银五千两,息借商款银六万五干两”,在安庆东门火药库正式创设安徽银元局,并任命候补道潘汝杰为安徽银元局总办,赴上海向德商采购铸银元机器。     

赫德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甚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参与了清政府的备战,帮助清政府筹措战争借款,帮助购买军火,支持洋员参战,并为清政府提供了各种战况与情报。在中国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他又倡议英国调停。日本拒绝调停后,他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继续抵抗,另一方面却更为积极地支持中日议和,不断为促进议和与换约成功而献策,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防止日军攻陷北京,保住他的既得利益。     

近代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探究

<正>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外债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手段之一，也是其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各种权益的重要工具。外资银行作为西方列强金融入侵中国的代理工具，在满足各国过剩资本对华输出需求的同时，负责外债的代理和相关借款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经理政府外债、保管关盐税款，逐步扩大在华金融势力，为其本国扩张在华政治、经济权益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外资银行在晚清政府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但并未有深入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战争赔款外债的深层次原因和深刻影响。外资银行的发展与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首先梳理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外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的具体情形，最后基于史实阐述其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希冀能以古鉴今，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外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参考。     

咸丰票钞在江苏地区发行始末

一、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在各地的发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日益窘迫,加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运动耗费甚巨。咸丰年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清政府不得不行钞以解眉急。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谕:“著即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颁发各省一律遵办。”①五月初二,首先在京师发行户部官票,分壹两、伍两、拾两和伍拾两四种面额,嗣后为便畸零搭放之用,增制叁两面额。咸丰三年七月初三,户部折:“臣等窃计军兴以来,各省移缓救急,悉索不遗,封储之款一空,征借之难数倍,不特部库时时支绌,…     

津门甲午日谍第一案始末

日本早在甲午战前就对中国进行长期而周密的情报搜集工作。而清政府由于缺乏谍报观,不但未重视搜集日本情报,对在华日谍的活动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从而导致大量机密泄露,直到战争爆发后,潜伏在天津的日谍石川伍一暴露并被抓捕,震动朝野,清政府才着手实行严格的反间谍行动。然而,清政府的后知后觉,为时已晚。由于中国谍报战的失败,直接导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北。当前我们必须重视反间斗争党并全力做好情报搜集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过程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战争结束后,饱尝了甲午战争索赔甜头的日本在列强各国中第一个提出了战争索赔要求,日本最后从中国庚子赔款的总额中得本利75944689 海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效法英美等国,同意中国对日庚款缓付5年。战后,日本鉴于其他国家纷纷以各种形式向中国“退还”庚款,于是决定将中国对日庚款的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北京政府虽然与日本订立了《中日文化协定》,但实际上中国并不能自主掌握这笔赔款,庚款的处置权仍操在日本手中,庚款的去向也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多数是投在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上。由于日本“退款”之举包藏文化侵略的野心,因此遭到中国各界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废除了《中日文化协定》,另一方面照旧如数支付对日庚款,一直到1937 年9月。     

日本对华密码战

正自近代以来,日本就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侵略对象。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即通过破译清政府的密码电报,在战争和战后谈判中赢得了主动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华步伐逐渐加快。自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密码水平长期没有实质性进步,而无线电通讯却逐渐广泛使用,密码破译活动遂成为日本侵华的特殊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