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死谏

文死谏,武死战,是文士与武士各自的修气之道。说到底,武人死战者比文人死谏者要多。     

晚明文人游风炽盛原因及新游观

在晚明游风炽盛的社会现象中,晚明文人山水之游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文人游风炽盛形成了晚明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游赏文化。晚明文人作为这种现象中的主体,他们异于前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是产生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游赏文化”的深层原因。他们钟情于山水,其游因之多元,游观之更新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晚明文人游赏文化的集中体现。     

清初满族词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词作为汉族文学的一种文体,自它产生以来便受到文人们的喜爱,经过词人不断的发展创造,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种成就中,汉族文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少数民族词人的贡献。他们在直接接触汉族文学之后,对词产生了兴趣,并出现了一些很有成就的词人。如金元时期,金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完     

文房遗珍雅韵瓢香

文房用具是指文人攻读的场所中供使用、鉴赏及陈设的古物、奇巧的器物。文房用具真正的发展应该始于宋代的文人团体。当时的国策是崇文抑武,文人雅士受到社会普遍敬重。而中国文人雅士所特有的对“物”的美的要求,以及生活美学的理论,皆可以与其他文人的艺术活动,如诗词、书法、绘画等等相提并论。     

从迁谪诗文透视作者的心理人生

综观封建社会历史,文人学士无一不是“奋厉有当世志”,欲将胸中万策“致君尧舜”,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由于他们的不凡才华,也往往容易旗开得胜,踏入仕途。而当他们行走在文学与仕宦的双重轨道上时,文人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正义、耿直的人格、品性又常常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甚至格格不入。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文人入仕,遭贬流放乃至坐牢砍头的命运,成为封建文人不可改变的人生悲剧。大凡物之不平则鸣。文人一旦遭到贬谪,所学的圣贤之道受到非议,理想破灭,壮志难酬,内心忧愤,抑郁难伸,于是,一…     

延安“四怪”:大时代的文人们

文人是否都有这些不同于常人的怪呢?正是这些怪,不知害了多少有才的文人。愿我们的社会,对文人的这些怪多一些宽容吧。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抗日的烽火将许多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指向了红都延安,王实味、萧军、塞克和冼星海,四位个性张扬而又才华横溢的人被时代的大力聚到了一起。他们或行事乖张,或恃才傲物,在严酷     

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扬州吸引了许多文人来治生。他们的治生途径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依靠自身一技之长,如授徒、出售书画、占卜等取利自养,或寄迹、依托于豪门富室,文人与豪门富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现象,如一些文人仰富商之鼻息,自损士品,士气尽丧。文人参与治生的原因,或因举业不成,或因生计所逼,或受长辈影响,或观念开始转变,等等。     

读书人爱较真

中国文人爱较真。文人较真,是因为他们做学问写文章认真,这种认真延伸到生活中,就成为做人的原则。     

清中叶东南文人群体与扬州八怪

中国文人结为群体,形成流派,自古有之,如汉代之建安七子,晋代之竹林七贤,唐代之大历十才子,宋代之苏门四学士,明代之吴门画派。有些文人在世时未必有交往,但由于风格相近,或门类相同,或地域相邻,或时代相接,后世也将他们视为一群,予以各种合称,如屈贾、班马、三谢、八大家、前后七子等。清代之文人群体及各种学术、艺术流派远盛于前代,今所知者不下数百种,如思想家有四大儒,经学有扬州派,散文有桐城派,诗坛有江右三大家,词坛有常州派,绘画有娄东派,书法有破帖派,篆刻有西泠八家,等等。这些群体或流派,或以地域名之,或以艺术特色名之,或以代表人物名之     

麟庆及其《鸿雪因缘图记》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各个方面开始走下坡路,吏治腐败,军备松驰,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和阶级矛值的日趋尖锐,成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并形成积弱积贫的局面。思想文化上,自大兴文字狱以来,文网渐密,稍犯禁忌,即遭不测之祸。这种禁锢使不少文人不敢涉及政事和现实,文章遂入考据消遣一途。因此,这一时期考据、年谱、清谈之书,以及吟花弄月、记游写景的文章数量颇丰,思想性大都薄弱,偶有不满现实、抒发情志的作品,表达方式也多委婉曲折,缺乏战斗力。在这种条件下,文人多偏重于艺术追求,出现了一些艺术性较强的作品。这种现象不仅仅反映在汉族文人的作品中,满族文人的作品也不例外,这也是嘉庆、道光时期诗文的一个特点。     

文人为何多好战?

中国历朝以南宋为分水岭,之前是武将好战,之后却一变为儒生好战.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晚清书生往往放言高论,如张謇、文廷式等,都极力主战.甲午战争时期,是朝廷在战和问题上矛盾最激烈的时候,而当时主和的,却是武人出身的李鸿章.这看来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背离:好战黩武的人物,通常难道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精力充沛的武人形象吗?     

“客商”论

自西汉帝采纳晁错《论贵粟疏》中“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而轻末”的经济思想作为治国之道以来,两千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统治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他们被搁浅,甚至被排斥。依据唐朝制度,工商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     

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将门”的现象 ,这种将门在军队及国防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宋时期 ,将门现象依旧突出 ,出现了或几代为将 ,或数世统军的情况 ,甚至还有与北宋王朝相始终的武人家族。本文即以北宋为断面 ,对中国古代将门现象进行断代史的剖析。内容包括北宋将门的具体情况 ,其形成的原因与时代特征 ,以及产生的积弊及消极影响     

《清闲供》：明季文人的乡愿生活观及其保真意识

明季文人普遍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乡愿生活观,他们将世俗生活极度艺术化、精细化,并在这种生活中“以性立命”、“修命留性”,以求“采真”、“保真”,追求生命的真谛。“三清”作品则是这方面的最好诠释。探索这种乡愿生活观有助于我们认清晚明文人的生活本质,纠正所谓个性解放的偏颇。     

试论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

重农抑商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是商鞅。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变法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但总的来看应是瑜暇互见。     

汉阳三老有徽客

正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在古代文人圈子里,常常对有共同特征,或成就相当的人士,使用这种并称。清代的汉口,也有享有并称的人士,如黄心盦与范锴,一个安徽人,一个浙江人,都从事鹾务,都有很高的诗文修养,两人旅居汉口期间,经常如影随形,因之,人们把这两个人并称黄范。有这种并称的     

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杭州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治生或经商,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这些文人治生的途径和手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授徒、谋职于书院、卖文、出售书画、刻书、医卜、游幕、业农、经商等方面。他们多根据自身的特点、条件,采用一种或两种乃至多种治生手段,以达到自己的治生目的。促使他们从事治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因家贫、厌倦或失意于科举仕途、去职后生活所迫等。     

丁文江：一个未展军事才能的学者

近代以来,文人学者与军事的关系,一般来说相对疏离。但有些文人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和政治的原因,或潜研军事,撰写兵书;或披挂上阵,领兵打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养,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在武备学堂或军事院校训练出来的科班将领,丁文江即属这样一位涉足军事甚深的学者。对军事教育的雄心,对军事形势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于丁文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与活动中,     

唐诗之路 中国文人的山水走廊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浙江省东部地区,一条文人的山水走廊生动地阐释了文人和山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一条线路和中国的山水诗、书画艺术以及宗教思想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才引得诗人纷至沓来;也因为他们的歌咏,才成就了一条绝无仅有的"唐诗之路"……     

“五四”时期新派文人离婚现象研究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新派文人纷纷脱离旧婚姻,或见诸报端,或与前妻协议。尽管招来父母以及社会上的非议,但他们还是勇敢地向前迈出了一步,推动了婚姻观念的变革,但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