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在认识论方面,阐释学扬弃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可能导致的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历史认识之争。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摒弃了客观主义史学对史实的崇拜,为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提供了可能。"阐释学循环"理论意味着历史认知的实现是一个往复不断、永无休止的过程,有助于防止排他主义的独断论,确定了历史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了历史认知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为历史认知的不断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努力汲取中西方阐释学的丰富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是当前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论《读杜心解》的阐释特色

本文在系统理解中国古代传统阐释观念的基础上,从文学接受和阐释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所呈现出的道德、历史和审美三个方面的阐释特色。     

中国史视野中的“公共领域”

通过考察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术群体对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认知过程,展现了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国史研究领域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术旨趣,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具兼容力的解说方式,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研究单位。但另一方面,在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证研究时,研究者们往往难以摆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限定性概念,此外,还存在着对于"公共"的界定不清晰,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共性"关注不够,对于体制化的"公共领域"和现象层面的"公共领域"区分不明确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刻反思,将会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上公共领域的独特性格。     

宗教改革史研究中的公共阐释学

正阐释具有三个层次:个人阐释、公共阐释和公理阐释。个人阐释是指个人对人与事的看法,是基于材料研究而得出的观点、看法,常表现为新观点、新解释的涌现。公共阐释是指被社会公认的解释,因为这些阐释已经成为常识,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解释体系。~(②)个人阐释与公共阐释互动,要接受公共解释的检验。如果被公共阐释接受,会成为公共阐释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被接受,就会停留在个人阐释的层面,进入不了公共阐释领域。在公共阐释之上,还有     

博物馆阐释中几个基本问题辨析

阐释学的要旨是鼓励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创建个人意义,因此,它将成为推动中国博物馆由“藏品导向”向“观众导向”转型的核心议题。阐释学从文化、自然遗产领域被引介至博物馆领域并开枝展叶,但围绕该议题一直存在由直觉和经验所导致的认知模糊甚至误区。类型上,博物馆的阐释属于探索型阐释,不可将其任意发展为独断型阐释;功能上,有效的阐释将有助于理解博物馆信息、增强差异化体验、改善后续行为;要素上,在借鉴阐释学模型等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博物馆阐释的成功离不开六大要素,即主题性、舒适度、组织性、相关性、趣味性和评估性。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具有多样性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需要尽可能地把多元的遗产创造、多元的遗产继承、多元的遗产认同以多元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遗产阐释是一项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并可能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信息传递活动。遗产阐释不是专家独享的学术和教育活动,而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弄清楚“谁之阐释”“何种阐释”问题。“谁之阐释”,强调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何种阐释”,探讨的是如何讲好遗产故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启迪和教育价值。文化景观和原住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完成际代传承,将继承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赋予当代的记忆和思想价值而完成新的际代传承交于我们的后代,从而保证遗产的延续性和历史完整性,是文化景观当代阐释必须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为遗产阐释提供了实现方式和技术支撑,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价值内涵和价值体验,还可以建立起价值阐释的包容性机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遗产的阐释权从专家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从传统的“专家生成内容（PGC）”转向“用户生成内容（UGC）”,真正推动遗产的共享和共建。负责任的文化遗产旅游阐释不仅仅是一个遗产价值传递与公众教育的传播过程,...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朱熹诗学阐释思想发微

在中国经典阐释史上,朱熹的地位无疑是非常显赫的,这不仅因为他句珠字两,集注《四书》;沉潜反复,读解《诗》《骚》;更由于在长期丰富的解经实践基础上,他承继前人学说,探索、总结、发展出一套自成系统的阐释理论方法,丰富了古典阐释理论宝库,也为当代阐释学体系建构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朱熹诗学阐释思想以《诗     

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

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①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当然,无论在理论、概念还是叙述方式、问题阐释上,该著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中国古代制陶技术史的集成之作——《中国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读后

古代制陶工艺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文杰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即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制陶技术史的集成之作,在中国古代陶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章就李先生书中提到的陶器技术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并对陶器研究体系进行初步阐释。     

展览阐释:美术馆和博物馆策展比较——兼谈博物馆的美术馆化

策展在艺术品公共利用中应运而生,成为美术馆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展品本身的自明性,策展对展品的阐释并不是必需的.但对于展品自明性弱,同时肩负传播与教育使命的博物馆来说,阐释是策展工作的核心内容,由此造成了两者在策展工作内涵及组织体制上的重大区别.一些重视美术教育的策展人采用高度阐释的方式造成了美术馆的博物馆化,为艺术品欣赏增添了历史文化理解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的因素,包括博物馆收藏理念的滞后、展览建设团队缺乏阐释能力,以及观众的历史惯性和学习动力不足,导致一些博物馆满足于展览的审美品质而放弃了阐释与传播的责任,导致了博物馆的美术馆化,削弱了其文化遗产价值解读的功能.     

浅谈商业环境中公共艺术的促进作用

许多社会学家将当今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商业社会,而人们对于商业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较以往更高,对于商业环境的研究也更为普遍。但过往研究对于公共艺术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关系涉及甚少,而本文通过论述公共艺术对商业环境的介入所起到的作用,协调好公共艺术与商业整体环境的相互关系,使公共艺术更好地服务于商业环境,对促进公共艺术发展和商业环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商业环境中公共艺术的促进作用

许多社会学家将当今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商业社会,而人们对于商业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较以往更高,对于商业环境的研究也更为普遍。但过往研究对于公共艺术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关系涉及甚少,而本文通过论述公共艺术对商业环境的介入所起到的作用,协调好公共艺术与商业整体环境的相互关系,使公共艺术更好地服务于商业环境,对促进公共艺术发展和商业环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鳌拜罪案史料辩证——兼论清史研究中满汉史料的运用

康熙八年(1669)鳌拜被执,四大臣辅政体制彻底终结。这是清初宫廷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节点,对康熙朝乃至其后清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从梳理满文档案、汉文档案及官修史籍入手,发掘与鳌拜罪案有关的史料,辨析其记载之正误,评价其研究价值,以阐释满、汉文史料对于清史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法国大革命：民众只关心是不是一伙

最近流行的大众读物《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精彩在于,作者托克维尔在极其复杂的法国大革命历史文本里,发现并阐释了历史的吊诡,否定了历史必然性的陈见。     

向历史学特性的回归——历史认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理论焦点及其思想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历史认识论研究对于改变传统的认识论观念,对于建立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与范式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管理,这是政府关注的焦点.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性与社会性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缺一不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了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     

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当代价值构建——济南历史建筑的哲学诠释学解读

在城市建设日趋同质化的今天,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城市文化品格日渐丧失。如何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历史文化记忆且在当下语境中建构城市历史建筑的现代价值,是一个实践上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将伽达默尔的空间艺术理论应用于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开发和有效利用等实践之中,借助对历史建筑"偶缘性"特征的阐释,让历史建筑与生俱来的原始生活目的延续传承,成为城市历史记忆的生成者;借助对历史建筑"装饰性"特征的阐释,让历史建筑"反作用"于当下空间境遇,完成对城市文化品格之当代构建。在哲学诠释学空间艺术理论解读之下,历史建筑就能够承担起记忆城市历史文化品格、弘扬城市文化精神价值之重任。     

从视觉史料到文学图像——文学史的图像学研究刍议

发掘图像的文学史意义成为文学史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途径。图像的文学史意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文献学意义上的视觉史料,图像作为印证相关社会历史知识的可视证据;二、阐释学意义上的视觉文本,图像作为文学的视觉化形态,成为文学史的基本构成之一。文学图像成为重新理解和阐释文学史的重要视角。图文互释是图像的文学史意义更为本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