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一书读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史志宏先生的新著《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是经济史学界不多见的基础性成果。银库是清朝户部三大库藏中最重要的库藏,“为天下财赋总汇”,堪称当时封建王朝的“国库”。清中央政府以“京饷”的名义,将各省所征田赋、盐课、关税、杂税等项收入除去本省存留和省际协拨外全部集中于户部银库,用来开支京师的兵饷、官俸、役食及各项行政费用。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政府因岁入锐减、支出剧增而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作为全国财政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户部银库,由此陷入库储殆尽、入不敷出的绝境。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应急变通,一面暂弃京饷按册酌拨的旧制,改为年前一体定额预拨以期保证实银收入;一面下放军饷筹拨权限借以息肩。此外,裁减俸饷、铸造大钱、颁发票钞、举办捐铜等补苴权宜之计渐次施行,勉力维持收支平衡。咸丰后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均呈回升之势,票钞大钱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清政府财政逐渐脱逸旧轨,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     

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

清代的户部银库事关中央财政的出纳,执行着类似国库的功能。本文拟从外省银两的解缴、人员设置、银钱的收发、存储等角度对银库制度作一梳理,并详述庚子之后该制度发生的变化,以期明晰清代银库制度的得失和清末新政时清政府财政体制的变化。     

从京饷到协饷——清代东三省俸饷初探

清前期的东三省俸饷,作为京饷之一,由户部直接承担。顺康年间,东三省俸饷约85万两,至乾隆年间,略有增加,保持在120万两左右,并持续到嘉道年间。咸丰以前,户部都能按时足额拨付东三省俸饷。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户部筹拨巨额战饷,从咸丰三年(1853)起,将东三省俸饷由京饷改为协饷,从各省关拨解。咸同年间,户部指拨的东三省俸饷每年只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光绪元年,清廷同意每年筹拨"东三省的饷" 70万,但几年后,亦予减拨,直到光绪末年不再拨解吉林的饷。     

试述晚清戶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

清代的户部银库事关中央财政的出纳,执行着类似国库的功能.本文拟从外省银两的解缴、人员设置、银钱的收发、存储等角度对银库制度作一梳理,并详述庚子之后该制度发生的变化,以期明晰清代银库制度的得失和清末新政时清政府财政体制的变化.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

一、中央财政集权系统的瓦解“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在我们探索晚清中央集权变化的脉络中,首先应考察它的财政系统。清代的财政税收在咸丰朝以前主要有四:一地丁、二钱漕、三关税、四盐课。四项中以地丁收入为最多,约占全部岁收的三分之二。大部分财政仰给于地丁的结果,使清政府岁收失去了应有的扩张性,因为地丁(包括漕粮)受清廷永不加赋的法律限制,其他关税,盐课又向有定额,不能随意加税,故这种缺乏弹性的税收包征制,导致清代财政系统应变能力极差。遇有大事,清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靠平时贮积的岁余和临时推广捐纳。可是到咸丰初元,这两种办法几乎完全失去效用。就库存而言,截至道光三十年十月三十日(1850. 12.3),户部银库实存现银只有187万两,即使把已拨未解和起解在途的银225万余两加在一起,也不过412万余两。这点库存仅相当于康熙四十八年库存的8％;雍正朝年平均库存的6.7％;     

清代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析

清代的国家财政与内务府财政既互相独立又不断发生联系。乾隆三十年以前,内务府进项有限,对户部财政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乾隆三十年以后,绵延至嘉庆、道光二朝,内务府入项颇丰,其盈余银两不断拨交户部。自咸丰朝始,内务府财源竭蹶,故不得不借拨户部银两,且其数额不断扩大,远超清初。内务府借拨无度极大地影响了户部财政的运行,这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根由所在,也是学界批评的关键因素。这反映了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完全独立,国家财政作为皇室财政备用财源的命运依然未变。追根溯源,这种关系的存在不仅是维系皇权与封建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封建国家、君臣观念的内在要求。     

安徽裕皖官钱局壹圆券加盖版式介绍

当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安徽巡抚诚勋向朝廷奏请设立裕皖官钱局,至三月十五日获户部议准。经数月筹备后,由安徽牙厘局和筹议公所各拨银5万两,合计10万两作为资本,于同年十月正式营业。其局址原附于省城安庆的省商务局内,后迁至司下坡正街。并先后在省内各地广设分支机构。     

福建永丰官银钱局述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期间,清政府财政拮据,企图靠滥发官票、宝钞和滥铸大钱、铁钱来摆脱困境。咸丰三年(1853)二月二十日,上谕:准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御使王茂荫会同户部堂官妥议钞法。“著即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颁发各省一律遵办。”①此类官票即是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九月十八日,又谕令户部颁行钱钞。“著即照所议,由户部制造钱钞,颁发中外,与见行银票相辅通行。其应如何搭收搭放、酌定成数以昭限制,总期官民两便,出纳均平。”②此类钱钞即是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自咸丰三至十年,户部官…     

光绪十年京员津贴再探

光绪八年云南爆出报销案,显露出清季各省外销财政之冰山一角。随后户部颁布京员津贴章程八条。京员津贴并不开支国家正供,而从各省关外销项下动支,意在既可补贴京官,又可不动正款。各省因此别立各种款目,为言官所抨击。光绪十年津贴京员提解外销,沿袭的是清代历史上财政治理的经典范式,即将本属奏销制度之外的外销款项,纳入正项化管理轨道。京员津贴的推行,隐含清廷褫夺各省外销财权而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意涵。     

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

有清一代 ,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隶户部和内务府管理。清前期 ,户部与内务府尚能各司其职 ,相互扶助 ,处于良性循环。晚清以降 ,由于外来势力的经济侵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与皇室开支的迅速扩张 ,户部不仅难以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 ,还须应对内务府的频繁需索 ,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束缚 ,最终彻底崩溃。     

康熙时的制钱生产与流通

<正>康熙前期,镇压抗清斗争的余波和平定三藩叛乱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直在进行,还不能全面认真地进行财政经济方面的调整改革1。这时全国的铸钱量与顺治晚期相比并无多大差别,每年为20多万串2。康熙一朝,除京城宝泉、宝源局鼓铸不停外,各地钱局都时铸时停。康熙元年"户部议准,停止各省镇鼓铸,唯听宝泉宝源两局制钱流通行使,江宁为驻防重地其局仍令暂留。"3康熙六年才"命各省复开鼓铸"4。"经户部议准除见存之江宁局外,其余各省镇,依     

咸丰票钞在江苏地区发行始末

一、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在各地的发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日益窘迫,加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运动耗费甚巨。咸丰年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清政府不得不行钞以解眉急。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谕:“著即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颁发各省一律遵办。”①五月初二,首先在京师发行户部官票,分壹两、伍两、拾两和伍拾两四种面额,嗣后为便畸零搭放之用,增制叁两面额。咸丰三年七月初三,户部折:“臣等窃计军兴以来,各省移缓救急,悉索不遗,封储之款一空,征借之难数倍,不特部库时时支绌,…     

光绪前期清廷整顿财政的努力与限度——以清查外省库款为中心的考察

光绪前期,国家由战时回归常态,清廷致力于恢复因战争被破坏的各项财政经济体制。光绪八年,经户部奏请,清廷饬令各省设局清查藩库,旨在革除司库积弊,掌握外省库款真实情况,加强对外省财政的监管。清查过程中,地方督抚基于畛域利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外省内部财政整合也遇到了不小的难度,成效不尽理想。此轮清查外省库款行动,是光绪前期整顿财政的重要一环,折射出该阶段清廷整顿财政的复杂境况与限度。     

晚清货币制度改革及失败原因新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状态,其中财政形势最为险恶紧迫。1894年,清政府财政还有盈余近80万两．以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庞大的内外债务本息．加上无形“镑亏”损失,清政府财政转为赤字．并且赤字逐年上升。据统计,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01年,赤字为1300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赤字高达1729万两。造成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就是“镑亏”。[编者按]     

清代道光“癸巳大水”研究

道光十三年水灾是一次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强、影响深远的重大灾害事件。灾害发生后，清廷全力实施救灾。所有赈济开销，除无法纳入计算的口粮、籽种、官民捐赈等各项，明确可考的支用为2 657 509.731两白银。本年用于水利上的开支不低于450万两白银。各省蠲缓3 101 080两白银，蠲缓后少征600万两白银。大水对清朝的关税与盐课收入也造成影响。综计此次水灾所造成的财政损失超过1370万两白银，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3以上。道光时期大水灾频繁发生，“癸巳大水”是其中的关键一例。在连续灾害的重压之下，清王朝已是沉疴在身，呈江河日下之势。     

赋役折银与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收入

明代中后期随着赋役折银制的展开,太仆寺的马户、草场、马匹等马政资源以各种形式逐渐转化成白银,成为其财政收入。作为马政机构的太仆寺因之兼具财政机构之性质。据估算,太仆寺每年的实际财政收入从正德八年的近18万两增至隆庆初年的78万两,隆、万之际降至40余万两,万历三年以后则保持在五六十万两左右;太仆寺的白银存量在嘉、隆之际则高达一千余万两,对当时国家财政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