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西农民贫困问题再考察——以耕地和劳力为中心

针对近代广西农民的贫困问题,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一些统计与调查资料,以实证分析方法,从耕地和劳力使用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认为造成近代广西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大、人均耕地过少、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剩余劳力找不到转移方向致使无法有效利用关系紧密.     

20世纪前期山西雇农家庭生活状况的考察——以食为例的介绍

20世纪前期山西雇农饮食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的大宗,饮食结构极其不平衡且数量有限,生活是极其贫困的,不仅如此,实际上山西乡村农民的生活是普遍贫困的,入不敷出的状况比比皆是,其生活维持在最低限度上,且有贫困化加深之势。     

青海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关系研究

本文以个体生活资源基本需求为计算单位,探讨青海生态总资源的人口承载力,预测青海人口发展与生态资源的关系。根据本文给出的计算方式,青海耕地资源与人口数量关系将在5年后基本饱和,牧草地资源与牧业人口关系8年后达到饱和,森林资源与人口关系缺口较大,水资源与人口关系富足有余,但工业污水排放问题突出。面对这一现实,青海要进一步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大保持草场生态平衡的意识和力度;保护好现有森林,充分利用林业用地资源;保护好水资源。     

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

要对明清徽州人地矛盾有深入认识,必须把它和安徽与全国做比较分析。首先,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上。明代徽州人口不断增加,与全国和后来隶属安徽的其他府州相比,到中后期人口压力已相当大;到清中前期,徽州人口压力持续加大,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急剧增加,到太平天国战争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其次,明清徽州人地矛盾还突出表现在人均占有田地少、能生产粮食的田地少和田硗地瘠。上述诸多因素叠加作用,使明清徽州人地矛盾不断加剧,成为迫使徽人大量经商的基本原因。不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县域它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对此应作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     

1955～1956年上海首次城市人口紧缩与粮食供应

1955~1956年,上海市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疏散。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人口压力,上海市动员了大批外来农民回原籍生产,并组织城市失业人口前往江西等地参加垦荒建设,期间共有50余万城市人口被疏散。从人口形势与粮食供给关系来看,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是导致这次城市人口疏散的重要原因。这一事件影响到此后的国家政策走向。     

长株潭地区聚落空间演化及其与耕地的空间关系研究

对2000年、2005年及2010年的遥感影像图进行解译,得到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运用景观指数法和空间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株潭地区聚落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聚落与耕地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聚落的面积、数量规模和分布密度加速扩大,集中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聚落空间演化的自然动因是低地平原指向,而社会动因是人口规模的变化;提出耕地与聚落面积比指数(K)概念,根据K值的大小可以将耕地与聚落的空间组合关系分为3类地区:耕地资源紧缺区、耕地资源平衡区、耕地资源盈余区;聚落与耕地的空间转移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持续稳定型和动态变化型;长沙市周边耕地转为聚落的趋势十分明显;聚落空间扩张对耕地的影响存在一个空间临界点,城市化速度越快,临界点的位置距离聚落越远。     

粮食生产供求变动与清代地方的社会经济——以湘南为中心

清初两湖地区尚属地广人稀,但湘南大部却因为田土开发殆尽而出现了人口过剩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地方的传统农业经济和造成了民食之困,湘南因此成为两湖最早引种玉米、甘薯等高产旱地粮食作物的地区,但这种人地紧张关系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该地区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清中期以后,上述两种作物的广泛种植,使湘南的民食之困得到有效缓解,人口亦出现了高速增长,这些都有力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再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受人口压力所迫而以"使用劳力"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普遍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乡村的现实价值和保护思路漫谈

<正>乡村具备吸纳更多"非农"的禀赋乡村,是我国传统经济、文化、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它既是载体,本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看,我国现有47%的农业人口,但农业产值仅占整个GDP的9.2%左右。也就是说,虽然我国有近一半的人从事农业或与农村挂钩,但这部分人的产出是非常低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农民总体上比较穷困。因此,如何能够提高农业或者说乡村在国家整体经济贡献中的构成比例,显然是     

农用土地整理模式探析

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多耕地的绝对和相对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为保护耕地,实现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整理工作已成为土地管理的中心内容。为从更高的宏观管理层次对农用地进行规划利用,给管理决策者提供一种客观科学的决策工具,以适应土地整理工作的未来发展。     

北方农牧交错带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研究——以沽源县近15年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中,驱动力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从地理学的角度入手,将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归为降水量、经济、人口、技术、政策等方面,得到定量度量各驱动因子影响的多元线性模型,并用路径分析方法探讨驱动因子与耕地面积变化以及各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结论主要是:税费负担的加重会迫使农民开垦更多的耕地,取消农业税有利于生态建设;人口压力使得耕地面积扩大,不利于退耕还林草,因此要注意控制当地的人口数量;提高种植业人均纯收入水平,有利于控制开垦面积;在各驱动因子中,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对耕地面积变化最具影响。     

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

土改前后有的学者宣称,旧中国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６０％到８０％的耕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各省土改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中了解,占人口６％至１０％的地主、富农,据有全国２８％到５０％的耕地。而占人口８４％到９０％的农民。仅有５０％到７２％的耕地。至于土地经营方式,各省都以出租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农民自己经营。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的复兴,社会史的很多内容都被史学家所重视,其中对人口及其构成的研究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状况的基础。许多重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与近代社会的人口状况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水平与人口城市化、人口的职业结构、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文化素质、人口流动等方面都存在着及其重要的相互因果关系;一些社会问题如人口的贫困化问题、农民和农村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等也与整体社会的人口状况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人口问题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时期以来农民建房与耕地保护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农村住房建设速度呈日趋加快之势,这无疑反映出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的发展进程,但其中一些无序的、不规范的建房行为亦带来了耕地大量流失的不良后果,直接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居民无序建房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宅基地面积超标和一户多宅;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空心村大量形成。遏制耕地流失应采取的基本对策是规范农民建房用地行为,严格治理空心宅现象;坚持节约用地原则,合理规划村庄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集中住宅节约耕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改善宅基地分配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对耕地的法律认识和基层干部的依法执政能力。     

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

20世纪上半期冀中定县的农家生活状况，为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在此时期，农家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占有或耕种土地面积的不同，又有一定的阶层之别，只是这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而已。农家收支水平也有些微改善，但入不敷出的农户仍占一定比例，显示了总体平衡和部分不平衡的实态。农家生活如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几都属于绝对贫困型。但与恩格尔定律有别的是，收入较少、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农民，其恩格尔系数并不必然高于收入较高的家庭，食品比例的增加反而意味着生活的改善。由此，恩格尔定律应做一定程度的调整。当时的人均摄入热量和蛋白质，以现代营养学标准衡量，虽有一些差距，但不是很低。当然，更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食品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衡，如食粮占绝对优势，且以杂粮为主，肉蛋、调味品极为少见，这显属低级生存性消费。农民的穿着也非常糟糕，居住以土房居多，卫生条件极其低劣。诸如此类，恐怕是农民营养指标尚可但寿命仍然很低的原因。总之，所谓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或不断恶化的观点皆值得进一步推敲。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

清代咸丰朝以后 ,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 ,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 ,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 ,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 ,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 ,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 ,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 ,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 ,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

晚清华北集市的发展表明,集市数的增加首先与人口有关;但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关系,在不少情况下,一个集市可为X数量的人口服务,也可为2X或3X数量的人口服务。集市数增加,意味着农产商品化和商品流通量的扩大,显示出经济繁荣的景象;但在晚清,人均耕地减少,农民贫困度增加,农民为维生而会更多地卷入商品经济,会更多地利用剩余人力以发展低成本的各色家庭工副业,这些对集市贸易量和集市数增长都起着作用。故贫困是晚清北方农村商品流通量扩大的原因之一。     

剖析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西宁市现有农村人口约100万,解决好百万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我们工作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之一。 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这个中心大力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8年的1410元提高到2002年的1839元,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年度、地区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且个别地区增速不平衡,反复性强;     

求利抑或谋生:国际视域下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论争

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际学术难题。从中外学者的成果来看,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中国农民是理性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此相应,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是上升的;第二种,中国农民主要是为了谋生和效用最大化,但也属合理的经济行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下降的趋势;第三种,中国农民行为具有谋生、谋利的双重或多重逻辑,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呈现为发展与不发展的复杂状态。今后应该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民进行个案研究,并突破已有的经济理性和生存伦理概念,提炼出适用性更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该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3个方面。客观而论,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诸多方面获得了拓展。尽管施坚雅模式存在局限性,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分析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是英国贵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存在不足和偏颇之处。本文认为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经济状况呈下降趋势的观点值得商榷。这一时期 ,英国贵族的收入形式多样化 ,收入水平提高 ,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也大大超过以往 ,虽然乡绅和工商业者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但在工业革命前 ,尚无人能够企及贵族的富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