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责任研究——法经济学视角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激励医患双方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除了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7条直接认定过错的几种情形以及医疗机构未尽到告知义务和未征得同意外,完全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患者是不经济的,应该采用有条件的过错推定制度。雇主责任的确立有利于实现对患者的补偿,并能为医疗机构预防损害提供激励,唯一不足的是它忽视了对医疗人员的激励,应允许医疗机构在承担责任后根据医疗人员的过错实现追偿。     

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

西方研究者认为社区参与旅游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信息、心理、教育和社会增权,而中国现阶段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的制度性的缺权才是阻碍旅游地社区通过参与旅游获得公平发展的主要障碍,西方国家清晰的产权制度使得其旅游增权理论欠缺了对制度性缺权状态的研究。本文在对制度和增权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分别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为进一步开展旅游社区增权的实践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试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律师在场权是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此没有规定,但在国外各国的立法及联合国有关公约中都有所涉及或体现。分析我国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探讨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弥补侦查程序中的漏洞,进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出卖”的码头

码头工人和雇主 码头工人担负市内货物流通之责,与近代武汉工商业的运营、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封建把持制度之下,近代武汉市内几乎所有的货物搬运工作均需由码头工人承做,三镇大大小小的工商业主及转运公司就成了码头工人的主要雇主,而码头工人则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

现代劳资关系是涉及雇主、工人、政府三方的社会政治博弈运动。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中,由于思想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各行业普遍存在着与工会对立的雇主结社组织。它们通过采取集体闭厂等措施同工会领导的罢工相对抗,形成了劳资集体对抗的局面,提高了劳资冲突的烈度。随着新模式工会的兴起,英国工人运动趋于稳健与现实,而寻求降低劳资冲突成本的雇主结社组织也逐渐放弃了排斥工会的态度,开始承认工会并将其作为谈判对手。劳资双方开始通过集体谈判化解冲突,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博弈模式。     

华冠在京活动考

画史中对肖像画家华冠的记载多有缺失和舛误,本文从历史档案和传世作品入手,结合清人笔记,对华冠进京时间和民间画师身份进行了考证,并对他的生年予以确认,对其卒年作出推论。在确认肖像画像主身份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华冠在京期间的服务对象,勾勒出华冠在京活动的艺术圈子,以及与其相关的肖像雇主群,即以乾隆皇帝之子永瑢为核心的宗室贵族、官僚文人群体,这对于探究当时盛行的文学、艺术之士以权门清客的身份"馆于"贵族、高官之家的生存方式具有典型意义。     

“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

新发现的《天圣令》有关令文 ,反映了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 ,这种制度到南宋时才完全消亡。在阶级结构调整过程中 ,原来旧的针对贱口奴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具有良人身份的雇佣奴婢 ,宋统治者通过立法 ,对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在“主仆名分”制约下 ,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 ,与雇主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 ,雇佣奴婢侵害雇主 ,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是主雇关系已解除 ,“主仆名分”的影响仍然存在。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随着良贱制度的存亡而上下波动 ,有所变化。     

中世纪西欧工业管理研究——以消费者、雇主和雇工权益为中心

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欧工业突破了以往庄园作坊那种使用价值为主的生产模式,形成以工匠个体作坊为主体、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当工业生产越来越面向市场时,工业管理特别是其中的民生必需品的管理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国家、城市(或庄园)和行会为此承担了大量的工业立法和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雇主和雇工权益。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消费者、雇主和雇工三者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中世纪交换型工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外刊摘要

据估计,当今世界98%的信息以电子方式储存。人们收发电子邮件、浏览互联网和使用社交媒体会产生诸多数据。"大数据"一词就是被用来描述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现在,雇主们也可以通过分析数据,对员工进行评估。比如有一款解谜类游戏软件,通过收集玩家在玩游戏时行动的顺序、所花时间、如何解决问题等数据,就能分析出这个人的创造力、毅力和学习能力。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被雇主所用。12月号封面文章数据显示出来的素质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探析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开始通过劳工立法规范雇主在灾害赔偿方面的责任。灾害赔偿立法由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起草并出台。制度属于现代劳动灾害赔偿制度中的雇主责任制模式。它覆盖工业、矿业、交通业等现代工人。与此时的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标准进行比较,中国制度的赔偿项目齐全,伤病医疗费和伤病期间工资等赔偿标准较高,残废抚恤金和遗族抚恤金则不及。制度虽然实施效果不佳,但这是劳动灾害赔偿首次进入立法,对后来政府的立法有借鉴意义。     

刊中人

全球百佳雇主 《财富》公布了一年一度的最佳雇主名单,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倍受推崇：SAS软件公司连续两年夺得最佳雇主榜首;     

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

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持续上涨。虽然对雇主而言工价持续偏高 ,但比照实际购买和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雇工收入仍然偏低 ,从而导致雇工短缺。而农业经营的普遍亏损 ,使得以往作为雇主的小农只能减少包括雇工在内的所有农业投入。因此 ,致使该区经营式农场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不在于小农转向更为便宜的家庭劳动力 ,而在于这时发生了单纯依靠农业已无法维持生存 ,不得不重新配置资源的近代转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劳工立法,建立了劳动灾害赔偿制度,覆盖工厂、矿场、铁路、交通等行业。从制度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其赔偿资金由雇主负担,属于雇主责任制模式;其行政管理机构为各部门的劳工管理机关,属于分类管理模式。和国际劳工标准相比,制度覆盖面窄,待遇水平总体较低。该项制度虽然在铁路交通系统得到较好实施,但并未在工矿企业中得到普遍执行。不过,总体而言,它的建立顺应了劳动灾害赔偿制度现代化的国际潮流,是中国工伤社会保障制度的滥觞。     

错案探究:公权无界与私权无助

在探讨宪政时,绕不开两个关键词:"公权"与"私权"。公权,原本是授予之权、委托之权,是为保护私权而存在、而具有合法性的;私权,则是"本权",即天赋之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它们中的许多权利与生俱来,     

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

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有较大发展,其中短工群在雇工中占有重要地位。雇工中打短工者贫农最多,其次是中农、贫民和雇农;而中农、贫农常常兼雇主与雇工的双重角色,但出雇日远多于雇入日。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主和雇工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雇佣关系的普遍化是通过雇工身份的非固化或雇佣角色的互换性得以实现的。山西乡村社会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型构造。对于雇工群体的时代性认识,有必要置于当时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事实中进行研究。     

增权视角下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通过旅游增权,不仅有助于促进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实践的发展。增权视角下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包括以自增权为核心的内部权能提升、以他增权为保障的外部权能提升以及自增权与他增权相结合。     

西夏“权官”问题初探

本文对西夏中后期的权官问题展开探讨,主要讨论了西夏时期权官的类别,主要有“权正”、“权正统”、“权小监”、“权检校”、“权都案”、“权案头”、“权正首领”、“权首领”八种,西夏时期的权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西夏“权官”涉及文武,但以武官体系为多;第二,西夏“权官”的选派须遵守严格的资序。     

本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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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追偿款超过赔付款部分的归属

无论是在定值保险还是不定值保险中,都有可能发生保险人向第三人追偿到的金额超过保险人偿给被保险人的金额的现象,超出金额是否应返还给被保险人,学界各有说辞,实务界也有不同的判例。本文通过对民法和保险法中相关内容的介绍,分析不应还给被保险人而应该归保险人所有的理由,从而进一步说明保险在实务中的运用。     

来信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经盛极一时,忽然被捕,忽然撤诉,二十年沉浮,犹如坐过山车,只是比任何一种人生游戏还要跌宕起伏。在两度出局之后,他唯一的变化就是以前的雇主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