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安作璋等著《汉武帝大传》

安作璋、刘德增新著《汉武帝大传》,由中华书局2005年7月出版。正如封底简介文字所说,这是“汉武帝刘彻的最新传记”。汉武帝享年70岁,在位56年。汉武帝时代的学术进步、经济发育、政治建构等,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辉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东方的骄傲。汉武帝时代的国家形态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应劭《风俗通义·皇霸》赞美汉武帝“制度文章,冠于百王”。曹植《汉武帝赞》也有“文武是攘”,“功越百王”的评价。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写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因…     

西汉梁国的《易》学大师焦延寿

西汉封建王朝建立初期 ,由于秦末以来战乱频仍 ,兵连祸接 ,社会遭受很大破坏 ,人口锐减 ,经济萧条 ,田原荒芜 ,人民贫困 ,国力微弱。为尽快发展生产力 ,恢复经济 ,富民强国 ,西汉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 ,清静无为。在推行无为政治与休养生息政策 70多年的时间内 ,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 ,至汉武帝时期已成为盛世。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高涨 ,各种学派应运而生 ,文化、学术研究异彩纷呈。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策 ,使儒家学说登上统治思想的地位。从元光二年 (前 1 33年 )始 ,汉武帝终止与邻邦…     

巫蛊之祸对汉武帝一朝政局的影响

巫蛊之祸为汉武帝一朝的政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造成了汉武帝一朝几代外戚的兴衰,引起了政治动荡,沉重打击了在汉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形成的军功贵族集团,在客观上推动了汉武帝一朝的酷吏政治和特务统治,促使汉武帝晚年国内政策转变,并引发皇位继承方面的问题。巫蛊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在皇权与外戚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揭示了皇权与外戚在西汉帝国的政坛上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     

汇集陕西铜器精粹 展示周秦物质文明——评《陕西青铜器》一书

陕西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扈为夏之与国,崇为商之与国,证明其时陕西已是夏商的势力范围。西周、秦、汉,陕西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周是青铜时代,青铜器是其时物质的主要代表;汉代以后,铜器虽渐衰微,但关中乃王畿所在,故仍不乏精品。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陕西从汉武帝之后,以迄今日,出土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精美程度,还是铭文之重要,都堪居全国之冠。这些铜器,虽然从宋代以来,时有著录,但宋、清两     

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与酷吏政治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是为了解决武帝朝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而兴起的,酷吏政治与汉武帝时期的行政、监察、司法、财政改革密切相关。武帝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元光至元封年间,以元狩后半段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汉武帝主要对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酷吏逐渐兴起;在后一时期,新矛盾随着武帝个人宏图大略的展开而逐渐激化,更重大的改革被推行,酷吏政治达到顶峰。随着汉武帝各项改革的完成,酷吏政治最终走向衰落。本文旨在对酷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

本文试图在分阶段叙述汉武帝武力征伐匈奴的基础上 ,着重探讨汉武帝利用属国“与单于争其民”的方式去笼络、分化、瓦解匈奴 ,以及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等 ,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汉武帝的匈奴政策。     

汉武帝治国方略论析

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倡导儒学,广施德政,同时,又创新改革,以法治国,恩威并施,德法兼用,积极寻找多渠道的治国良方,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汉武帝求仙之路探析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措施,促使西汉社会繁荣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这位千古大帝晚年却沉迷于神仙方术,同样对西汉社会各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武帝精神世界入手,通过梳理"泰山封禅"、"亲寻蓬莱"、"服食仙丹"等求仙道路,可以探究其思想渊源以及求仙举动对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     

帝王们的另一面

作者选述的这几位帝王,确有独特之处。汉武帝与唐明皇汉武帝与唐明皇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雄才大略之君主,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正是这关键的不同之处,决定了     

评汉武帝

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化等各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伟人之处在于他的诸多改革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我们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给予汉武帝一个公允的评价。     

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对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的商榷

文章通过重新分析各类核心史料,认为在汉武帝统治后期的高压政治生态下,朝中并不存在所谓"宽厚长者"守文政治势力。石徳、张安世等人亲附太子刘据,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的臣僚,也不能作为形成政治势力的判断标准。分析武帝、太子在巫蛊之祸前后的政治表现,也难以得出所谓宽厚长者亲附太子形成政治势力的结论。巫蛊之祸超越了汉武帝、太子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纷争,交织着皇权、新兴军功集团、酷吏、外戚四股势力之间的争斗,深刻的影响了西汉中后期的政局。     

汉武帝与公羊学“大一统”新探

现代学者对汉武帝利用公羊学＂大一统＂这一重要问题高度重视,论述颇多。学界普遍认为,汉武帝把＂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一统’则被理解为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即‘统一’＂。有的学者解释为＂思想＂、＂文化＂、＂学术＂的＂统一＂。这种＂误解＂,违背公羊学＂大一统＂本义和史实。汉武帝实际上是利用公羊学＂大一统＂的＂奉天法古＂、＂承统改制＂诸说,希望通过落实汉朝＂承统＂、＂改制＂,以解决该朝的＂合法性＂问题。     

赵文化中的民族关系——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匈奴族和汉族的关系变迁

赵文化是春秋战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二元耦合.匈奴民族作为少数民族中的游牧民族,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在赵国北部进行大面积活动,对于赵国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赵国立国之初到西汉武帝时期,结合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从匈奴民族和汉民族关系的角度入手,简单分析了在赵文化中的两个民族关...     

文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文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齐大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为了建设这样的文化,就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这既是以经济...     

文化民族主义的经济、政治悖论——以德国“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本文通过对“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进行分析后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当时没能给文化民族主义以充实的政治诉求,是因为经济的滞后和政治框架的残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独特经济、政治基础是全球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之普遍性经济和政治基础的一个悖论。而无论是就整个世界而言,还是就各国内部而言,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常态,所以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对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机理进行全面研究,有助于采取措施对其加以积极引导、合理利用。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祸国殃民的告缗令(下)

正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政策,但"告缗令"的颁布表明汉武帝不是缺乏对儒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全面了解,就是根本置之不理。二比较一下"通缉令"和"告缗令"之异同,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第一,"通缉令"和"告缗令"都是国家发布的,代表国家意志,具有法律效应。但是,两者存在原则区别。重大在逃罪犯一旦被捕,"通缉令"就自动撤销,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告     

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

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胡新生汉武帝末年，巫蛊术的流行曾引发汉政府大规模的反巫蛊运动和宫廷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酿成一场空前惨剧的“巫蛊之祸”。不少汉史研究者在分析这一政治事变时对巫蛊术本身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有些学者认为，武帝时期巫蛊术的盛行可能与匈奴...     

萧何收集整理图书文献之功探微

文献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而产生的。汉代的图书收集与整理主要是由汉武帝倡导,刘向、刘歆父子集大成,但不能忽视开国元勋萧何的奠基之功。文章从保护与利用、收集与创建等方面揭示了萧何对文献学及整个中华文化史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