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目的在于恢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的党权,“肃清”共产党的势力,并妄图消灭共产党。胡汉民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可见,所谓“清党”,实际上不过是“清共”的代名词。本文就“四一二”至“七一五”期间国民党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关于“党内合作”问题的探讨

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对于“三大”的这个决定,长期以来,不论党内党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估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攻击     

从“反攻大陆”到“中国教育”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简言之,“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洗脑。     

“红色间谍”郭汝瑰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一份份被秘密送到共产党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断定,国防部内部有“奸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编者按]     

罗隆基与“章罗联盟”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罗隆基先生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曾经不遗余力地争取罗隆基站在自己一方。国民党采用先打后拉的策略,起初是威胁拘禁,派人暗杀,后来又由蒋介石出面,隆重招待,封官许愿,结果却是白费心机。而共产党方面周恩来亲自负责与罗联系,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团结、教育”工作,促使罗隆基与中共密切合作,为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他优礼有加,任其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从1956年起兼任森林工业部长,享受四级（高干）…     

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是在国际友好人士倡议下,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产生的。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国民党“两个中央”对峙时期的党军体制

北伐胜果越多,国民党政权高层之间的纷争也越多,直至形成南昌和武汉两个争持不下的政治重心。党在哪里？军在哪里？在南昌、武汉“两个中央”僵持之际,武汉方面过“左”的行为,使军事将领对共产党利用党军体制渗透军队的恐惧,超过对蒋介石的恐惧。军事将领正好以反共的名义,把打击矛头指向他们一直戒备很深的党军体制。武力主导下的政治兴衰逻辑一旦形成并强化,党军体制则日渐成为军权的附属物。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一九四七年北平“共谍”案

1947年6月,蒋介石提出实行“戡乱总动员”,以图．“全力铲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统区人民运动。不久,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并迅速拟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戡乱”法令,如《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等,又成立了“特别刑事法庭”,加紧镇压和迫害国统区的人民运动。9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军统特务组织即在北平“破获”了一起中共地下电台案,即所谓的“共谍”案。     

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一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２０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     

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及其军事政治工作

松懈和解除“党禁”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掌握全省军政大权以后,与广州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一向不与联系,追随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党禁”。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与阎锡山对共产党的仇视,更甚于对国民党,所谓“党禁”亦严甚于前。1923年,广州国民党准备北伐,孙中山特派樊钟秀从广东先期到河南、直隶间,作为铲除北洋军阀的先遣军,又密派丁惟汾等到北京,组织国民党分会:“黄河流域大同盟”,领导所组织的华北各省、市党务。丁在北京,又派李世军到甘肃兰州,王振钧到山西太原,分别进行工作,王并策动过     

覃异之走过的曲折“之”路

谁能想到身为国民党中将军长的覃异之曾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谁又能想到当蒋介石万分青睐于覃异之,准备着手培养提拔他的时候,他却舍弃高官厚禄,参加“香港起义”重踏归途“八十七年路不平,身经百战庆余生”正是《覃异之走过的曲折“之”路》所娓娓道来的。     

他们怎样识别“共党分子”

20世纪的上半期,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争夺决定中国走向的主导权。单从力量对比看,这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可就是共产党这样弱小的力量却最终战胜了看似强大的国民党,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     

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精神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一大”通过了十三项议案,其中最能体现“一大”精神的两大成果是：通过“一大”《宣言》和国民党新章程的确立,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从此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一个有鲜明主义、有严密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迈进。本围绕国民党“一大”两大成果的达成,探讨国民党“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以便真切地了解孙中山晚年的思想。     

马英九采取“夺权”行动

中国国民党新任党主席马英九,刚一上任就喊出了“绝对要为国民党赢回2008年‘执政权”的口号。从现在开始,离他兑现承诺的时间所剩不到两年。有分析认为,未来10年,台湾将是马英九时代,但这并不等于2008年他肯定当选台湾“领导人”。民进党目前陷入空前的困境,也不意味着国民党可以在两年后不战而胜。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也不少——若不能实现与亲民党、新党的力量整合,国民党没有把握击败民进党。陈水扁对泛蓝阵营的分化瓦解活动从未停止。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形象也有待改善……马英九要“夺权”,路途并不平坦。不过,马英九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新中国“三反”运动的来龙去脉(中)

社会公众对运动的赞誉据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天津反贪污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12月16日黄敬市长做报告,公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要求,更是引起许多民众的反响.有的老干部说: “毛主席真英明!如果让那些贪污的家伙继续搞下去,国家就不得了了!”有的留用人员说: “我知道共产党反贪污,可是××贪污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就动摇了.等到把他送了法院,我才知道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有的资本家表示: “现在整还不晚,不然就要走国民党的路了.”为改善机第二次效果.中共方9个月.     

三千里外打来的“纸弹”──陈嘉庚在抗战初期的“电报提案”

1938年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时值日寇侵陷广州、武汉。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更加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他们四处散播“亡国论”,说什么“战必大败”;“中国与日本作战必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他们竟然声称：“不要为共产党劫持,不要为一部浅薄无知的舆论所蒙蔽”。他们千方百计企图涣散抗日民心、军心,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达到对日妥协投降的卑鄙目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正在新加坡为抗日募捐、赈济而奔走呼号的南洋爱国华侨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