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三立与李审言的诗函往来看两人的交谊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有“维新公子”之称的陈三立挈家定居南京,结交了一批江浙一带的朋友,李审言即其中一位.1996年,李审言哲嗣李稚甫先生披露了陈三立致李审言未刊信札八通.在陈函没有面世之前,我们只能根据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和《李审言文集》保存的唱和诗作对两人的交往进行粗线条的勾勒.现在有了通信史实,两人交往的背景、细节就呈现出来,静止的书面材料变得生动有味.把信札与唱和诗作结合起来考察,陈、李的人事关系开始明朗,两人的社交圈子与生存状态、性格情趣也从中反映出来.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当选经过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东亚酒楼主持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蔡元培任院长。 1948年3月24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总办事处主持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会期三天。25日,就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共150人;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会议决定:其中数理组28     

对许继慎两次任职问题的考辨

近年来,有些党史著述对许继慎生平的记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说许继慎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的职务,这与史实不符。许继慎从未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他所任的是叶挺独立团的二营营长。     

《全明词》续补（一）——台湾所藏珍稀本明人别集所辑明词之一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明人别集中,有一些是海内外不常见的珍稀本古籍,其中的明词值得重视。现将从这两处图书馆所搜采来的十五种别集中的近三百首明词陆续刊布,以飨读者。     

《全明词》续补（二）——台湾所藏珍稀本明人别集所辑明词之二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明人别集中,有一些是海内外不常见的珍稀本古籍,其中的明词值得重视。现将从这两处图书馆所搜采来的十五种别集中的近三百首明词陆续刊布,以飨读者。     

成都夜访“向阳人”——黄葵、李孝佩夫妇回忆干校岁月

黄葵,四川资中人。1939年生。1973年至1984年任广西大学中文系教师。曾任中共巴蜀书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多年从事编辑、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被聘为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名誉研究员。参加过校点《二十四史》、《辞源》的工作。主要著述有《马援》、《孙子兵法辞典》、《基础汉字字典》、《辛弃疾词精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的谋略应用》等。主编《中国文化知识备要》、《四书五经》现代版、《资治通鉴》现代版等。     

论李审言先生日记的学术价值

论李审言先生日记的学术价值蔡文锦在撰写《李详评传》时,曾两度去兴化市集李详的佚文、手稿、日记、轶闻。李详系宋代名相李纲二十六世孙,明代状元宰辅李春芳第八代孙（据《重修李氏谱叙》、《锡山李氏世谱》）,１８９１年为难扬海道署中书记,１９０１年馆于江宁蒯光...     

李约瑟与中央研究院

抗战后期,李约瑟来华援助战时中国科学,被中央研究院授予通信研究员。他考察该院各研究所,与傅斯年等学者有着广泛交往,在为中央研究院提供科学器材和文献、发表学术论文和加强与英国学术界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央研究院学者则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英国学者来华研究提供帮助。     

和瑛著述考

和瑛是乾嘉时期边疆重臣,蒙古族重要学者、文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众多。其著述中刊刻行世者惟有数种,其他多不为人所熟知。笔者多处搜罗,所见、所考和瑛著述20多种。     

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致重庆市政府电 (1947年2月27日) 重庆市政府张市长勋鉴:子篠市秘编代电奉悉。本院随同国民政府西迁,在渝市约历八年又十月之久,抗战时期仰承贵府及渝市公私机关团体之协助与指导,还都之后,追念往事,弥增感纫。承属撰本院留渝史实,俾刊人市志,当应遵办。兹依规定格式,撰拟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一稿,随电附奉,即希查照汇编为荷。国立中央研究院。[卅六]院总丑()。印。 附件如文 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     

东北师范大学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2009年1月12日至14日,东北师范大学张绍杰副校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安载鹤副处长、亚洲文明研究院赵轶峰院长、朱相吉副教授一行4人应邀赴韩国,对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依据此前双方多次交流协商所达成的共识,张绍杰副校长代表东北师大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李瑞行副院长共同签署了两个机构之间的正式合作协议。该协议设定了双方在研究生培养、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的基本框架。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1935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全国各学科之顶尖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中央研究院真正具有了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之学术权威.首届评议会评议员皆为国内各学科成就突出的学者,其学科范围包括了中央研究院所研究之所有科目.这样的特点,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科上的全面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从评议会成立后之历届年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根据相关规则,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决策中央研究院及国家学术发展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均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央研究院通过建立和完善评议会制度,真正实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所赋予其之"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使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体制化.     

“闽中著述第一人”柯辂著述考略

清人柯辂有藏书五千卷、著述四十余种,曾被称为"闽中著述第一人",但因官微性默不为人知,藏书著述也大都亡佚。现据柯辂《淳庵诗文集》的记述,对其另外十余种著述的写作时间、内容及体例进行了考订。     

民国首届中研院院士为何缺了他

1948年6月20日,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公正、像样,以免为祸好了.”此前3月27日,中央研究院(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在南京成立,民国时期网罗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学术研究人才)评议会已在南京先后5次投票选出了81位院士,因政见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悦的郭沫若、马寅初也在其中.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

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创设于南京,直隶于国民政府(1948年改隶总统府),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该院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一、史语所组织沿革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有感于历史与语言研究之重要,命傅斯年为筹备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等处及云南人类学知识的调查.10月正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逐步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考古等组.因北平史料最为丰富,故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即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往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外祸日迫.平津危急,史语所遂于1933年春南迁上海.与此同时,在南京鸡鸣寺着手兴建所址.1934年秋,南京新址落成,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路1号.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经长沙迁往昆明,1940年冬再由昆明迁往四     

江苏学术文化史的一本“总账”——《江苏艺文志》评介

正地方志中,多有艺文志;晚清、民国,随着图书、目录学的发展,以及地方意识的强化,为充分反映本地学术文化发展的面貌,不少学者已力图摆脱方志,编纂独立的本地学者著述目录和有关本地历史的图书目录,如李小缘《云南书目》、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山东人著述目录》《安徽文献书目》的编撰。改革开放以后,出版了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如《两浙著述考》《皖人书录》等;     

清代八旗官员的荫子制度

荫子制度就是指清统治者根据旗员的品阶高低而授与其子孙以读书或做官等特权的一种制度。《清史稿·选举志》对此制虽有记载,但材料不足,殊多遗漏;清代的私人著述,着墨于此者也为数不多。至于今日之从事满族研究者,尚少有人涉足于这个领域。余有鉴于此,特搜集有关各种事例、章程、档案以及诸家零星笔记等史料,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制度作个粗浅的探讨。     

鸿裁巨制 兴晋宝典——评《山西大典》

800余万字精装三巨册的《山西大典》(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终于面世了。这是山西地方史志编纂史上的重要收获，是山西文化出版事业的幸事。捧读这本沉甸甸的著述。我作为该书的特约编审之一为之不胜欣慰。而且感触万端。     

学术自由与制度保障——以中央研究院为例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从创制思想、机构设置到制度运行,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和运行良好的学术自由制度体系.这样的安排,使中央研究院成为近代中国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并予以制度保障的典范.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干预,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事实上所能维护和保障的,也只能是院内的一片"自由"的天空.     

澳门土生葡人的民族特征

“土生葡人”是澳门独有的词汇,葡文的“土生葡人”,是指“澳门人”或“本地人”。“土生葡人”作为澳门居民中一个很特别的族群,人数不多,但他们在澳门的政治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并有着其他族群无法替代的作用。澳门土生葡人是自16世纪中期澳门开埠以来,澳葡融合,东西交汇400多年历史的产物,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史。可以说“土生葡人”己完全具备一个民族所应当具备的各项特征,虽然澳门土生葡人大多尚无中国国籍,能否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尚需时日,但这应该是富有意义、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