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本问题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修改,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农民运动认识的深化.毛泽东当初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要是要求中央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而不仅仅是强调农民运动"好得很".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土地问题"、"乡村自治",以及"在乡村中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要进行到另一个革命了"等内容未能留存下来.现在流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非完整文本,只是手稿的一部分.     

技术与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民塑造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不仅是以农业机械为主的"技术下乡"的过程,也是改造农民传统思想、形塑与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新农民,进而完成"思想下乡"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在农业机械化的实践中,国家将对新农民的塑造嵌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以此整合农民思想观念、强化农民的集体观念、激发农民的主体观念、培养农民的科技观念,从而塑造了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技术、有文化、有全面才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一历史进程对"十四五"时期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对农民思想的正向引导,以及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增强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能力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培养和塑造新时期的新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要求和最终目的。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既要尊重农民、扶持农民、服务农民,又要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提高了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     

艰难的转轨——1937—1949年华北乡村农民翻身进程中的心路探析

1937—1949年华北乡村农民翻身的历程表明,让农民翻身的土改运动并未马上激起农民的拥护与青睐,反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对地主畏惧、同情、支持的愚昧思想。为此,中共从思想动员入手,通过"诉苦"、"算账"等方法,逐步使农民树立起阶级意识、敌友意识、革命意识,并最终实现了农民由经济翻身到思想翻身、被动翻身到主动翻身的艰难转轨。     

李顺达互助组发起捐献“中国农民号”、“爱国丰产号”飞机始末

<正>抗美援朝时,我国农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捐献"中国农民号"、"爱国丰产号"飞机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便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     

从土地使用权到耕者受益权:对集体经济及其新型实现形式的思考

"耕者有其田"经历了小农经济、集体经济以及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分户经营等多种实现形式,在此期间土地经历了"土地私有产权""土地集体产权"的变化,土地经营方式也经历了"分—合—分"的发展轨迹,农业生产效率不断得到释放。土地集体产权完全杜绝了农民买卖土地的可能性,从而保障了农民永远持有土地的使用权和受益权,"耕者有其田"不再以"土地私有产权"为前提。土地制度的每一次变迁都激发了劳动生产率,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分户经营导致土地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效率,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更多农民从土地中析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在弱化,农民不能从责任田中持续受益。因此需要重新探索土地使用权的实现形式,将村民具有使用权的土地通过产业化公司得以集体化运营,为"耕者有其田"赋予新的含义,在新型的土地经营方式中提升农民从土地中的获益水平。     

河南省博物馆举办河南农民今昔生活对比展览

河南省博物馆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大辩论,彻底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谬论和宣传鼓舞干部到农业劳动战线上去,举办了一个"河南农民今昔生活对比展览"。展览内容共分六部份:(一)解放前农民悲惨的生活。展出的有地主残杀、压迫、剥削农民用的武器和用具,其中有李庄村地主齐鸿善在一九四三年因农民饥荒借粮用来杀死过八个农民的剑,贾阁乡楚庄村大地主楚化远炒吃过两个农民     

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极其落后、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社会极其涣散。为了挽救危机局面,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扶植农村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农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二是减轻农民生活负担,避免农民受到剥削阶级和行政力量的"多取";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开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局面。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行,在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经济较快增长,农民的生活初步改善,农村社会凝聚力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农村政策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制定好农村政策需要以农民的实惠为出发点,落实好农村政策需要政府的制度革新,这样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导读

<正>作为从农家走出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向重视、依靠农民,也最关心农民的疾苦。在农民性命攸关的粮食问题上,他更是力图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一再批示"减"、"免"农民负担,甚至多次直接干预中央粮食征购计划。但最终,他却支持粮食统购统销,使减轻农民税赋化为泡影。是什么原因促成毛泽东的态度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大仁政"使得他将照顾农民看作"小仁政"而最终舍弃?请看著名历史学家     

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改良女儿经》、《闺训千字文》批判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后期的两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农民的革命斗争也更为频繁。没落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对农民的专政,除了拚命镇压农民革命以外,更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形式,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精神力量。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阶级加紧培养"忠臣"、"孝子",培养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接班人,在文化思想领域里,他们炮制了一系列"通俗读物"、"蒙学课本",《女儿经》就     

探析从农民的法律服务需求看法治乡村建设中律师的功能

"法治乡村"建设的兴起、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都对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法律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分析农民的法律服务需求入手,对研究现下市场中律师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应当发挥的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封闭的村庄:1940—1944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

成功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本文在分析1940-1944年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后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就已经以村庄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粮的契机,通过把村庄作为公粮征收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封闭的村庄",并充分利用"封闭的村庄"内部的宗族、租佃关系等矛盾,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勾连起来,从而充分地动员了农民。     

浅谈黑龙江东部地区“农民书屋”存在的问题——以穆棱市农民书屋为例

本文分析了黑龙江东部"农民书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攀上“神七”的农民企业家

11年前,本已依靠经营酒店发家致富的李得圣,因"看不下去"农民种粮难、卖粮难,而毅然改行做起了米业。这些年里,他为帮农民增收几乎散尽家财,历经波折。今年,他将公司的水稻育种送上了"神七"     

20世纪50年代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述论

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扫除文盲。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经历了"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扫盲协会"的成立两个高潮,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冬学和民校。业余文化教育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扫盲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扫盲工作认识观念存在偏差,文化学习很难与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师资素质较低,办学经费匮乏,人口流动频繁。     

毛泽东对农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

农民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论断。一、"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农民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重要作用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瞒产私分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瞒产私分现象。从表面上看,瞒产私分是"损公利私",但它的存续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是农民为解决饥饱问题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和平抗争;是农民在国家征购任务过重、"剪刀差"过大的条件下,维护个人利益的变通。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仅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内在结构,而且成为推动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     

公共图书馆在农家书屋建设中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增强,文化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农家书屋"这枝文化奇葩正如雨后春笋,在广大农村盛开,切实解决了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培养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推进农村新文化建设.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家书屋建设中,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强对农家书屋的指导和多方位的支持,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为农村新文化建设服务.     

文摘荟萃

<正>"三放开"与"白菜三毛"1978年,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成员到芳村做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后来,市委实施了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