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子久款纸本对联》考析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的领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中国有名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史称"康体"。《康有为子久款纸本对联》是康有为晚年所做的一幅五言对联。这幅对联蕴含着康有为精湛的书法艺术,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其海外流亡十六年的人生印迹。     

康有为若干墨迹研究

康有为是二十世纪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卓有建树,其书法风格独到,史称“康体”。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藏有十余幅康有为书法真迹,代表了其晚年书法艺术的成就。本文通过对其中一批作品的解析,阐释了康有为晚年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与青岛深厚的人文渊源关系。     

康有为“碑帖并用”思想研究——会宁县博物馆藏康有为行书书法之初探

康有为作为我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人物,在书法领域也有着极高的眼光和境界。他在完善“碑”学理论的基础上,以传统“帖”学作为主导书法研究理论的前提,并通过碑帖统一的融合方式,实现了“碑帖并用”。本文以康有为“碑帖并用”书法理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内涵的研究与剖析,探讨我国传统书法中碑帖之间的关系,从而阐述“碑帖并用”思想对我国书法实践的影响价值。可以说,“碑帖并用”理论的实践化应用,为我国近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明晰的指导方向。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康有为与《时务报》

康有为与《时务报》黄士芳《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宣传变法的报纸。作为维新派的舆论工具,《时务报》的出版与维新志士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有目共睹,这些人的贡献也为后人所推崇。然而,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究竟对《时务报》...     

康有为对《列子》的解读

康有为对《列子》爱不释手,在讲学时讲授《列子》。这使康有为对《列子》具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对《列子》的解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展开,使《列子》的内容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出来。透过康有为对《列子》的解读,既可以体会康有为的国学理念,又可以窥见《列子》的近代视界。     

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

康有为和廖平之间有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廖平说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借鉴了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康有为却委婉否认。后人多相信廖平的说法。例如范文澜说:“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     

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写于何时?

《中日和约书后》亦称《日本议和书后》,原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收藏的康有为未刊稿之一。该稿曾先后于1953年和1981年以《中日和约书后》为题,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约五百字,原未标明成稿时间。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张裕钊书法鉴赏

近代唯新派之代表,名书法大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日：“廉卿书高深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又云：“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笔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康有为此段精彩评述,推崇的是清代张裕钊的书法。     

曾研朱墨写浮云

康有为的日籍夫人鹤子 拙文《康有为和他的日籍夫人鹤子》发表于1987年第二期《武汉春秋》上,当时我并不怎样看重它。有一天,《长江日报》高级记者邵震寰同志专门找到我对我讲：“小曾,你有点苕,《日籍夫人鹤子》这篇文章评职称时你为什么不报？傻里巴叽地尽报些零星东西。”我这时才晓得老邵是评委。老邵又说：“难得的采访．采访到康有为的儿媳不容易的。而且,弄到了这第一手的材料,说明了一个记者的本事。”     

石刻学视阈下的《语石》书学史观论析

《语石》一书碑版石刻的研究始于叶昌炽对石刻书法的关注,在对古今书学史融会贯通之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南北朝以“书仙”“书圣”为典范的石刻碑版“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隋碑融汇南北书风与唐代书学迁流之辉煌、宋元石刻碑版书学之“榛芜”的石刻学视阈书学史观。叶昌炽书学史观的形成以“汉魏古法”作为评价石刻书法的标准,论石刻之书并没有局限于碑版一系,比起阮元、康有为等对碑版书学的研究在晚清更具普遍意义。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但它的成书年代却一直存有异议。二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说明《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当时主要从康有为的政治实践、思想演变以及《大同书》的本身矛盾加以剖析,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发现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决非1884年所撰。     

关于康有为写《日本变政考》的两个问题

近读陈华新同志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上的大作《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与教益。陈文依据近年来北京故官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原本的复印本,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及《日本变政考》一书对光绪皇帝倾心变法的决定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思想实质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反对民主革命、积极复辟帝制、主张尊孔的主要人物。康有为一生著述不少,《大同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下面拟就《大同书》成书年代问题,作几点粗略的考察。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发现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一部“秘不示人”的代表作,以致它的成书过程众说纷纭,无一定论。笔者曾在《〈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中,对《大同书》的著作年代有所略述,但其成书年代仍难以确定。最近,在查检康氏家属捐献的康有为遗物中,在一张康有为摄于印度的     

《康有为全集》第一、二卷的文献价值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而决定出版《康有为全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康有为著作等身,据其弟子张伯祯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史、子、集部著作13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函电、杂著和《目录》编成以后数年的著述。这些著作在康有为生前乃至解放前只刊印了很少部分,且已不易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康氏著作的出版渐受重视。50年代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卷,收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未刊稿”、书牍等40余件,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史料,但现在我们知道,其中所谓“戊戌奏稿”29件大部分是他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