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就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而发论,并不是专为批评司马光史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而作。其论史,与司马光的史论相较,有些观点与认识基本上一致或接近,有些议论与看法则颇有矛盾与差异,甚至有几十处或明或暗地批评了司马光的史论。我们企图窥全豹于一斑,就《读通鉴论》(以下简称《鉴论》)批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臣光曰”,来看王夫之与司马光在史论上有何不同的特点。     

“脚踏实地”的由来

司马光主鳊的《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起战国周烈王、下至五代周世宗的1362年的历史,全书294卷,还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其规模之大,令人叹服。司马光为编定《资治通鉴》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参考了“集贤”、“昭文”、“史馆”三大书库     

历史的真实 才是真实的历史——我对197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诞生的中共武汉新市委历史的回忆

历史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后人可以借鉴的镜子,即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秉笔直书“崔子弑齐君”而不畏死为历世所称道,司马光把他修订的历史直接命名为《资治通鉴》,均可见对真实历史的重大作用的重视。     

读《广西通志·政府志》的思考

中国古训：“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著广西通志工程浩大，今已陆续完成，值得庆贺。盛世修志的设计，是继承我国历代重视修志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功绩显著。通志组成中以政府志最为重要，应居各志之首，可谓举足轻重。一部高质量的史学著作，从编辑目的到社会影响，都会对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和启迪。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完成后，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谈到该书的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书，希望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可以说这…     

毛泽东与历史学

不论古今中外，一般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往往都比较重视历史学。这是因为历史经验的借鉴，有助于他们的政治实践，从而进行政治预见能够比较准确，把握政治方向能够比较稳重，从事政治管理能够比较成功。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就是说，历史知识可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吸取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历代从政的人们久已形成的一种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     

攻瑕批谬 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

攻瑕批谬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高纪春１９９２年，李裕民先生在日本内阁文库翻阅海内外孤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以下简称《增广集》），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司马光日记，这对于推动宋史研究很有意义。两年后，李先生写出《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司马光智劝夫人

有一年过元霄节,京城举行盛大的灯会。司马光(山西夏县人,北宋宰相、文学家,著《资治通鉴》)不想去观灯,他也不想让夫人去,所以,当夫人提出要去看灯时,司马光反对道:“家里也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又道:“我还想看看游人。”司马光道:“难道我是鬼吗?”结果,夫人被说服了。     

从《通鉴考异》看《通鉴》的史料来源与选材特点

《资治通鉴》是一部纵贯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巨著。为了编撰这部书,司马光及其助手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了大量的书籍资料,仅《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及的书目,就达三百五十余种之多。《通鉴》是怎样归纳整理如此“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抉摘鉴别众多互相矛盾违戾的史料的呢,我们可以通过《通鉴考异》来探究。《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在编撰《通鉴》的同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而成的。《考异》全书三十卷,共计二千九百七十七个条目,依照《通鉴》编年的次     

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     

司马光《朔记》考论

司马光《朔记》是尤袤《遂初堂书目》中著录的四种司马光"本朝杂史"中的一种,原为司马光收集整理的北宋以来所传闻、所见闻的历史记录。通过稽考相关文献,辑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壁注《王荆文公诗》补注与庚寅增注中的司马光《朔记》,可知司马光《朔记》为已编年的北宋杂史著作,内容起太祖朝,佚文中最晚的记载有司马光亲历的熙宁四年史事,《朔记》部分内容,是司马光从自己记录的《涑水记闻》中誊录整理并加系年而成的。     

自古三晋神童多

近读有关山西古代的资料,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自古三晋神童多。 “司马光破瓮救友”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这一著名的故事已收录在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了。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从小就聪明过人。据《邵氏见闻录》卷九记载:司马光在儿时曾与一群小孩子玩耍,一个小孩子     

《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编年体裁史书发展,纪事本末体裁和纲目体裁史书的产生以及史论的发展,和《通鉴》有一定的联系。“资治”是《通鉴》的指导思想,但《通鉴》没有提供有效的经验,使封建人主实现“资治”的目的。司马光不是从历史实际中总结盛衰经验,而是把历史看作礼教观点不能破坏的证明。他认为治乱安危之本源,在人君之心。司马光强调人君“用人”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他没有否定天命史观,但天命史观已经淡化。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说“通”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各卷进呈时间小考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史学的代表著作,而《资治通鉴目录》与《资治通鉴考异》是与《资治通鉴》关系最密切,相辅成行的派生书,三者可作为一个整体观之。从《资治通鉴目录》各卷卷首所题的司马光结衔可知,《资治通鉴目录》进呈时间不一。本文从司马光结衔的变化,探讨《资治通鉴目录》列次进呈的时间及其特点。     

“洛阳是中华民族的圣城”学术研究综述

司马光《过洛阳故城》云：“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在中华民族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那么,如何定位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呢?为此,洛阳市历史、文物、考古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由徐金星先生主编的《洛阳市文物志》、《河洛史话》,由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和《河洛文化论丛》第一、二卷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根在河洛”,以及“洛阳是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历史文化名城”等重要学术论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这为“洛阳是中华民族的圣城”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准备了理论基础。     

莆田县的“莆”字考

莆田置县始于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当时即命名为“莆田县”。按隋唐间人姚髻、姚思廉父子撰成的炼书·虞寄传》记，陈遣章昭达领兵人闽讨伐陈宝应，陈兵败，连夜走至“蒲田”。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记此事件却写为“莆口”。这是陈天嘉五年（564年）的事。4年后置县命名莆田，后建制屡更，而县名不变。     

国史研究应发扬探索和开拓的精神

国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客观地记载建国以来的历史进程 ,深刻地反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现代化的规律 ,总结经验与教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领域宽广、内涵丰富 ,并且随着建设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其研究的下限不断向前延伸。在历史学中 ,它可以说是学术价值越来越增强 ,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永远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分支学科。我国史学一向有重视记载当代史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 ,不仅写“所传闻世” ,而且写“所闻世”和“所见世”。司马迁著《史记》 ,一直写到他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 ,一直写到五代…     

隐匿在文字背后的亲情与友情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名贤尺牍十通

尺犊,源于上古时期的简牍,别称“尺札”、“尺简”、“尺翰”、“尺素”、“尺鸿”、“书札”、“信札”、“札翰”等。司马光《书仪》云：“先公犊而后私书。”早期尺犊上所书多为官事奏牍,秦汉以后,私书渐兴,尺犊才成为私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至魏晋时期渐次形成“官曹文书,世间尺犊”的适用格局。唐宋以降,     

《稽古录》的历史兴亡论

司马光的《稽古录》共三十六条“臣光曰” ,论历史兴亡 ,概括出“人君之道有一 ,其德有三 ,其才有五”。历代帝王 ,根据才能的高下 ,可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五才论重点在于论述如何守成。帝王守成的主要方面是“仁、明、武”修心三德与用人治国之道。司马光史论和政论相通。他的历史兴亡论是他政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