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市商会的社会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市政府被日本扶植的北京地方维持会所取代,北平地方市面混乱,民生凋蔽.北平市商会①作为北平地方商人团体,在国家政权出现断层、民众生计岌岌可危之际进行了一系列维持民食民生的社会活动.本文旨在突破已有商会史研究局限于政治范畴、纠缠于理论框架讨论的状况,通过利用档案、旧报刊等新材料,关注商会的社会活动,考察此一时期商会作为重要的商民团体的社会角色以及商人的价值取向.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几点思考

<正>对于卢沟桥事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某些细节问题,似有进一步关注的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日双方对事变的态度及其表现,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得一些新的认识。     

卢沟桥事变罪魁祸首的下场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驻平津、华北一带的日本侵略军称为“中国驻屯军”,司令为田代皖一郎中将,其兵力为—个步兵旅团,旅团长是河边正三少将,下辖两个步兵联队。在北平地区的是第一联队湘当于团）,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上校）,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中校）,该联队驻丰台的是第3大队（相当于营）,大队长是一木清直少佐（少校）。卢沟桥事变时,旅团长河边正三去秦皇岛附近检阅步兵第二联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有未下定抗战决心

直至近年,仍有人认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当时仍处于"动摇、妥协、退让"之中,甚至将冀察当局对日方的退让、妥协归罪于蒋氏.历史真相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确定"不求战,必应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应战措施,督导冀察当局,警惕日方缓兵之计,积极对日应战.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     

透过史料看卢沟桥事变

2012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5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其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卢沟桥战火燃起的那一天,世界人民就在关注着它,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它、分析它。随着各种史料不断浮出水面,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愈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本期,我刊特别邀请中国抗日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对卢沟桥事变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史料进行梳理,旨在重现那段铁血铮铮的历史,彰显我中华不屈不挠的民族之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清华大学

1928-1937年,清华大学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为“黄金十年”。1937-1946年,清华大学辗转南迁长沙、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联合三校俊彦创造战时高等教育奇迹。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转折关头。     

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

针对日本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关于卢沟桥事变“偶发”说的观点,本文认为,1937 年7 月7 日的卢沟桥事变,当年的华北日军肯定有一个策划过程,这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在我们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能够证明日军有“谋略”的资料比强辩他们“无谋略”的资料更有力更充分。安井教授完全不顾及这些重要的事实,而把一系列按既定计划采取的行动和计谋败露后蛮横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分离出来,说成是“偶发”的,无法让人接受。本文对有关史实重新作了系统论证,证明卢沟桥事变是以当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班为主的阴谋分子精心策划的产物     

博弈论下的中专图书馆人才流失危机与策略

二十一世纪中专图书馆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综合实力的竞争,因此要想实现中专图书馆的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站在博弈视角分析当下的人才流动模式,并提出解决人才流失危机的对策,进而促进我国中专图书馆事业的稳定发展。     

激愤的石头——评张承志散文集《谁是胜者》

张承志的散文集《谁是胜者》,展示了他勇于捍卫人类正义的热诚和敢于冷静自我审视的真挚。同时,呼唤雄强人格、关怀弱势群体也是此文集的闪光点所在。     

Setting Moon and Rising Nationalism: Lugou Bridge as Monument and Memory

This paper examines Beijing’s Lugou Bridge (Marco Polo Bridge) in terms of monument and memory. With 800 years of history to its credit, this structure carries with it a select set of textual memories passed down from one dynasty to the next, and finally into the 20th century when its traditional associations of architectural and natural beauty were supplemented by its modern association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Second World War in China). With the opening of Sino‐Japanese diplomacy in the 1970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to accredit further significance to the bridge as a site of Chinese indignation over Japan’s perceived refusal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wartime aggression. This point was driven home most forcefull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emorial Hall in 1985, and the continuing use of the site as a tool of diplomacy. Lugou Bridge, therefore, serves to demonstrate how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continuing appropriation of monumental artefacts and traditions.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斗争。徐承祖作为清政府驻日本的最高代表,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他在处理伊始的献言,使交涉迅速走上了依托法律解决的正确轨道;“彼此抚恤、伤多恤重”方案的及时上呈,终使僵局得以化解,清政府尚能体面下台。“崎案”的结局助成了两国海军事业不同的发展方向,判定了甲午战争中日本中国一胜一败的前景。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

班洪事件及“1941年线”的划定,是近代中国边疆史上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今天中国的西南边界。学术界对于班洪事件的发生多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越界入侵,至于“1941年线”的产生则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主要借助中、英双方的有关档案对班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认为英政府利用中国方面“刘陈线”绘制的错误,单方面进入滇缅未定界内进行矿藏勘测,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国民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面对抗战的危局与英国的要挟,最终还是做出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     

《申报》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报道之分析

1927年发生的南京事件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与西方列强在中国发生的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正面冲突。从《申报》报道情形观之,此次事件虽是国民革命军下层官兵无组织行为所致,但折射出民众普遍存在的反帝情结。从事件解决结果观之,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将肇事责任推给了共产党,但最终承担了对外赔偿之责,而对外舰炮击南京平民之事却"始争终让",不了了之。这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应对重大外交事件的弱势处境。     

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6年前后,日军开始加强对华军事谍报力量,全力收集旨在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的谍报,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夕,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陆军部署状况和作战能力等的调查,掌握了中国空军各种绝密信息,摸清了中国北方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因此,即使仅仅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七七事变也是日军精心策划的必然产物。     

论"九·一八"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的影响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给民国以来关内人民的"闯关东"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它一方面使关内人民出关受阻,移民数量骤减,中断了正常的移民进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它使"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引发中美第一次严重冲突的“德兰诺瓦事件”研究综述

1821年,美国艾米丽号商船上的水手德兰诺瓦因涉嫌砸死船妇郭梁氏,被广州官方判处绞刑,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史称“德兰诺瓦事件”。此事在当时就曾引起争议,并成为列强干涉中国司法独立的借口。中外学者对此事的表述与评析呈现出针锋相对的差异性,争论了近二百年。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