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战后日本天皇制

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的。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极为重要,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此问题上的决策;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天皇制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故而《开罗宣言》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为后来天皇制的保留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基础。当然,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的需要,特别强调一个完整、统一的日本对它在亚洲战略的重要性,在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拆迁赔偿计划

日本战败投降后,对战争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便提上日程。战后初期在美国一手主导下,制订了拆迁日本的工业设备赔偿亚洲战争受害国的计划,体现了美国削弱日本这个宿敌,防止其东山再起的战略意图。随着“冷战”开始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其对日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拆迁赔偿计划的实施也半途而废。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三青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手组织起来的御用青年组织,在抗战时期,它与国民党一样具有两面性,既有爱国抗日的一面,也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抗战初期,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全国及广东各地青年爱国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发展,至1939年广东省青年组织及各县市分支单位组织共256个。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在北方有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在广东有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在全国、在广东省各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影响也越来越大。     

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圣经翻译

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但互相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本文在梳理各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从1944年春到抗战胜利,蒋介石每天坚持修订、润色吴经熊的圣经译本,竟达三遍之多,成为在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岁月里,对蒋介石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安慰。这些都加深了蒋介石的宗教和人格的修养,也使吴经熊译本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国家领袖"修订而成的圣经译本。     

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

本以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资料”中的往来信件为主要史料,重点分析西安事变后他与蒋介石、宋美龄、戴笠及前东北军将领的关系,描述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软禁生活、思想变迁与人际交往的基本状况,揭示由此折射出的国民党内特殊的政治生存与人际关系,以期加深对张学良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战后初期美国对中立国政策

二战结束前后,在大国关系急剧变动的影响下,“中立”作为同盟对立面出现在美国外交话语与实践中。面对中立国对中立地位的坚守和苏联的“中立攻势”,美国逐步放弃将中立国纳入其全球反共同盟体系,转而推行塑造亲西方“中立”政策,主要表现为积极促使中立国加入联合国,竭力通过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瓦解瑞典、瑞士和奥地利的中立地位,诱迫它们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准同盟国”。美国塑造亲西方“中立”的根本目的,是在保证国家绝对安全的基础上谋取全球霸权。     

美国与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探微

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正式起步。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成为迄今全球区域一体化中最成功的一例。但在战后初期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作为欧洲重要盟国的美国,它的态度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容忽视。同时,它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命运和走向。     

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

抗战期间,法国与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经历了维希政府、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三个阶段。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废约问题上基本上追随日本,一步步倒向汪伪政府一边,以致重庆国民政府于1943年8月1日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法不平等条约,并与维希政府断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主要受英美等国对中国废约态度的影响,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同时也不愿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将废约问题与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对它的承认以及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在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平等新约之后,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法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占主动地位,已没有太多的与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1946年签订的中法新约中,法国政府试图保留其在华特权的要求均被中国政府所拒绝,在越南问题上中法两国政府分别达到了各自的目标。     

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与中国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次会战态势的变化,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制定并调整了对日作战方针,检讨了各次会战,策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从中反映出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双方军队的认识等,比较能够符合实情,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讲,蒋介石的话是“耳边风”,一吹就过,对国民党军队的劣根性改造无济于事。     

司徒美堂与抗日战争

美洲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即率先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声援自发奋起抗战的国民党官兵;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抗日救国侨团的首领,带领广大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万里迢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为祖国抗战出计献策,在途经香港陷入日军魔掌的危险时刻,表现出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他团结美洲洪门侨胞,报效祖国抗战,使这一古老的帮会组织焕发青春;他呼吁祖国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有力地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他是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楷模,其爱国思想在支援祖国抗战中进一步得到升华。     

笔谈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2006年4月21日至4月24日,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想推动研究者从一个不算很新,却少为人们重视的视角,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审视。这个视角就是“现代化”。而关于历史研究中的“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者的异同比较,最近较为引人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史学方法方面不断深入的探讨之外,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受到重视,也似是原因之一。以往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无论是宏观或是微观,大致不脱民族民主革命的视角,是因这段历史确实与之密切相关。而今天的现实发生了变化,以抗日战争为开端的中国复兴,不仅走向了正轨,而且有了不断加速的迹象。因此,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以为现实服务,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本次笔谈,虽然只是在上述主旨下的一种粗浅尝试,但见仁见智,或者多少能给读者一些启发。本组笔谈是从会议发言中挑选而经言者整理过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谈内容广泛,故不做归类,仅以收稿时间排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发展工业建设中,对边区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私营工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与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的成功实践.边区私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对于配合公营工业的生产和建设,争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本文指出了三点：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第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第三,从民族战争政治条件来看,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战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     

抗战时期延安干部的历史教育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延安大兴学习历史之风;高级干部带头,全体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学员踊跃学史。干部历史教育在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史学研究后备人才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

评论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作具体历史分析。全盘否定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或过高评价国民党政府所谓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不应套用一般原则．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关系缺乏稳定的基础,而这又主要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是亲英美集团,改善中苏关系出于被迫。国家主权问题并没有对中苏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这不是因为主权本身不重要。而是蒋介石并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蒋介石看来。中苏关系中更重要的无疑是苏联援助、苏联出兵,并且苏联不要支持中共。当这些无法满足时．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介入成为中国的盟国。中苏关系对蒋介石就失去了应有价值,关系恶化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利用宗教国际性的特点,广泛进行民间外交,揭露日本的反华宣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党抗日阵亡将士名录档案调查

自1980年开放历史档案以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每年都要接待国内外几百个单位、几千人次查档,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员以及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还有美、日、苏、英、法、德、加、澳等20多个国家的外国学者。为了适应各方面查用档案的需要,方便利用者,多年来,我们有目的地编制了各类人名目录、地区目录、分类目录、专题目录,为利用者提供科学、准确、实用、快捷的检索工具,对档案的利用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