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新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宝墩文化"于4500～3700年前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先后建造了8座古城址,采用的两面堆土的筑城技术,城址的形状大小,一大数小的群体布局等,都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同,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古城址群的三大类型之一。宝墩古城址群时代略晚,筑城技术与设计更加规范,推测该文化可能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其动因或许与中国古史中"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有关。处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前,主要来源于距今5000～4800年前从西北山区下来的"桂圆桥文化";他们没有掌握建城技术,主要聚居于河流沿岸,与"宝墩文化"曾共存于成都平原南北两地,文化面貌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们各自有一个数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在年代、地域、聚落形态、文化因素、来源去向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他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其主人或许分别是蜀史传说中的"蚕丛氏蜀王"与"柏灌氏蜀王"。     

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的思考

四川广汉市仁胜村墓地的土坑墓因其独特之处而显得十分重要。它为研究三星堆遗址,特别是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一宝墩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成都考古发现》(2012)简介

《成都考古发现》(2012)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本,正文共591页,约88万字,文后附有彩色图版24页。定价238元。本书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年度考古报告集。共收录了考古发掘报告24篇,包括新津宝墩遗址、西昌横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新津柳河村宝墩文化至十二桥文化遗址、新都高桥村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遗     

古蜀的“神化”与三星堆祭祀坑

文献记载古蜀国有先蜀、后蜀两个时期,先、后蜀之间是缺乏文献记载的无王时期。先蜀有"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后蜀有"杜宇—开明"两朝。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先蜀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后蜀相当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三星堆金杖上的鹳图可以理解为伯鹳—射鱼图,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穿伯鹳服等,是柏灌—鱼凫朝的见证。《蜀王本纪》记载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末代鱼凫王"神化"时"化民"甚众,至杜宇自立为王,"化民往往复出"。我们把先、后蜀之间的无王期称为"神化"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十二桥文化。文献记载鱼凫王是田猎到湔山时成仙的,他的"神化"路线应该从三星堆古城出发,沿着湔江向西到天彭阙湔山前,再转向北进入湔江上游谷地。老蜀王神化前举行最后一次燎祭后掩埋宗庙祭器。一号祭祀坑在殷墟一期,对应于柏灌王;二号祭祀坑在殷墟二期(武丁时期),对应于鱼凫王。两者既是祭祀坑,又是器物坑。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桂圆桥一期遗存、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以及之间的过渡遗存等几个阶段。宝墩文化三期以前的史前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稍高的地带。平原腹地则多为宝墩文化三、四期的聚落。宝墩文化时期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黍、粟和饲养家猪,有别于桂圆桥一期以种植黍、粟为主的生业方式。宝墩文化四期之前大型聚落群与小型聚落的基本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显赫物品或随葬品,尚无明显的分级、分层证据。至宝墩文化四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墓葬开始随葬有骨饰品、石工具或玉器,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开始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     

成都大邑县高山古城孙家堰地点调查试掘简报

2014年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孙家堰地点进行了调查,经钻探和试掘初步判断试掘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为古城墙墙体的组成部分,并在城墙的墙体之下发现奠基坑一座。本次调查发现一类略早于宝墩文化一期的遗存,暂命名其为“高山一期遗存”。这些发现对认识高山古城的年代及探索宝墩文化来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

三星堆神权古国特殊而又滞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从中华文明进程的视角,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正面阐述了三星堆文明的主要特征、变迁过程、原因结果,从"本土文化说"的角度,对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诠释。     

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

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一文,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尚未找到直接源头,但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遗存,与湖北屈家岭和长江中游的龙山文化居民,即古史传说中“三苗”的一部分西迁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反映了当时的信仰崇拜,铜树为社树,大铜人是祭地的神祇,大型突目的铜面具,应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神化象征。     

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

三星堆古国具有神权国家性质,不仅大量器物是祭祀用品,而且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可能也与祭祀有关,包括室内外的祭拜场所和埋藏祭器的方式等。其中三星堆土堆可能为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一座重要的专门用来摆放神像和祭器,并进行经常性的祭祀仪式的"神殿"或"神庙";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多种形式的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文物抢救记

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介绍了该遗址的发现以及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各类文物,并说明这些珍贵文物应是商周时期蜀王的重器。因此,金沙遗址很可能是商周时期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遗址。     

试析宝墩文化古城址群

1995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南约60公里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宝墩遗址找到了早于三星堆古城的宝墩龙马古城,据1996年发掘材料的碳测数据为距今4500年左右。以此为突破口,证实了60年代调查发现的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遗址的鱼凫城,80年代调查发现的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考

本文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的造型及发现手法作了分析,着重考证了古蜀人的“鸡崇祥”观念和精神信仰,认为其应是具有埋于祭祀坑、祭天、祀春以勾通天地人神等文化功能的彝器,系古蜀王的宇宙重器。     

古城、酋邦与古蜀共主政治的起源--以川西平原古城群为例

中华明起源多元一统,多源一体的格局,已为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材料所印证。成都平原宝墩化,三星堆化早期古城址,揭示了古蜀共主政治起源形成的演变关系。本对此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     

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前1500年之间。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代表性文明因素主要有3种:一是以三星堆城址城墙为代表的本土文明因素,二是以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因素,三是以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明因素。后二者是通过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已经形成的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通道,由陇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并促使成都平原本土文化发生巨变,产生了三星堆文明,开始了古蜀文明的历程。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的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三星堆一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研究的成果,从文化、考古、艺术的综合视角,分析解释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形塑像,是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尸"的再现.他们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即受祭者--"尸"的肖像,他们被作为活的个体,与神沟通,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蜀王的化身,主祭对象为神和先祖.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礼乐文明碰撞、融合.     

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但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如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和信仰的来源、三星堆文化的划分,以及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等。包含着新技术、新观念的域外文化与有深厚积淀的本土文化相碰撞,可能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并成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契机。     

三星堆“祭祀坑”唱异(续)——兼谈鱼凫和杜宇的关系

(3).“祭祀坑”在三星堆文化序列中的具体时代位置 在三星堆正常发掘层位中没有发现青铜器,因而1986年夏发现的脱离地层的“祭祀坑”年代确定便成了问题。“祭祀坑”到底属于三星堆文化系列的哪一个阶段?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祭祀坑”内遗物的文化属性以及“祭祀坑”本身的性质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发掘报告认为“一号祭祀坑”时代为殷墟一期,而“二号祭祀坑”则相当于殷墟晚期,笔者认为未必准确。     

考古新发现

<正>(1)成都平原沱江流域首现4000年前"宝墩时期"遗址考古部门在成都市新都区发现一处距今4000多年的"宝墩时期"聚落遗址,遗址中的古蜀人人骨被认为具     

发现的快乐 发现的意义——发现着，快乐着

南方考古一直是相对于北方考古的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考古的迅速进步一度让人们震惊：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与中原殷墟可以并驾齐驱的青铜器和玉器等遗存的发现使学术界目瞪口呆;江浙沪地区对良渚文化尤其是余杭良渚遗址群及其包含的大型祭坛、大型墓葬、莫角山大型台城遗址等的新发现,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及其大型城址的发现,四川盆地宝墩文化及其史前城址群的发现,等等,使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呈现出全新的时空格局,也使学术界开始重新考虑中国早期文明的源头和框架问题,其中严文明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两河流域说已经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