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研究——以1919年中国南北议和为中心

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北京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仅具有象征性地位.但徐世昌因夙为北洋派元老,具备较高的政治威望,作为直皖双方都可接受的总统人选,得到日本政府认可,故得以担任总统并参与主导政府决策.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作为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友会总裁,以众议院为基础,依托贵族院中占有多数的亲政友会派,通过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与军部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具有共同点,即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与国务总理钱能训需要取得以皖系领袖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的支持和赞同,才能进行决策,日本政府首相原敬也需要取得元老山县有朋的理解和认可,才能更顺利地进行决策;在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中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受制于日本和以英美为核心的列强以及国内舆论压力,原敬内阁在与英美协调并考虑与中国南北政府关系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也存在不同点,徐世昌与钱能训领导力弱小,如果不能征得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实力派的同意,即使做出决策,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而且决策如遭致国会反对,国务总理受到国会弹劾则惟有辞职一途;而原敬依靠自身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与元老山县有朋的协商一致,通过内阁会议就可以顺利做出决策.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日人侵渔较之以往加剧,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在各界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日人侵渔的措施,如外交抗议、划定领海范围、颁布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制定渔业法、实施渔业登记、取缔日鱼倾销、武装护渔、发展渔业等。有的措施直接打击了侵渔势力,尤其是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一度使侵渔势力有所退缩,引起了日方的强烈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发生一系列交涉。由于日方态度强硬,中方最终妥协,禁令的实施一再延期,无形悬搁。总体来看,此时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侵渔问题。政策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势悬殊、时局影响、制止日人侵渔方针欠妥、措施本身局限、政府缺乏查禁日人侵渔的决心和勇气等。     

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

过去30年里,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这一研究领域中每次重要的进展,都伴随着资料的开拓和方法的创新。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对近三十年来历史气候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资料中存在问题的甄别和处理,温度序列、干湿序列的重建及其它相关历史气候研究领域中研究方法的进展做了回顾总结。指出研究方法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更有效地提取和利用历史文献中的有效信息,尽量减少重建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一定的方法总是适用于一定的资料。并认为新资料的继续开拓和集成方法的发展完善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进步。     

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

19世纪下半叶,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明的严竣挑战面前,中日等东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过渡的进程中,日本摆脱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严重受挫。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国际背景下,     

薛俊的日本观——以第一部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考略》为中心

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薛俊的日本观则是明代日本观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主要从日本人、寄语、朝贡等方面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他对日本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代表着浙江人日本观的较高水平。     

民国早期日本对中国沿海侵渔及其影响——以1924年日船越界捕鱼案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国力衰微,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渔业的侵掠。1924年,近百艘日本渔船越界进入山东沿海捕鱼,引发两国旷日持久的交涉,日本以在公海捕鱼为由,拒绝赔偿相关损失,侵渔案遂不了了之。日船越界侵渔不断,严重损害了沿海渔民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的完整,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领海权的立法。     

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以“文化政策”为中心

一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 ,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时代史”和“蒙古帝国史”的研究 (参看森田宪司 :《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 ,《东方学报》第 73册 ,2 0 0 1年 ,第15 8页 ;堤一昭 :《东亚 (中国———五代、宋、元 )》 ,《史学杂志》第 10 9编第 5号 ,第 2 15页 )。 2 0世纪 90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仍在逐步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 ,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     

1954年宪法是怎么来的——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对中国政治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这次制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精英协商的政治体系从此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在迈向全能主义政治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制宪的过程与问题的提出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年来安徽历史学的鸟瞰与寻思——以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为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安徽省史学界积极响应党中央思想解放的号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全省甚至全国史学界的拔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0年来,安徽省史学界围绕文化强省战略,致力于安徽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显著: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二是标志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三是国家社科基金有关安徽历史文化的立项课题不断增加。文章还对安徽文化区的划分和安徽文化精神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认为安徽可以划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三个文化区,安徽文化精神可以凝练为重思辨、重表达和重致用三个方面。     

多学科视域下日本学界关于妈祖文化的研究——以日本CINII系统为中心

正作为东亚文化,尤其是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妈祖文化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在东亚各个地域落地生根,共存共融,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多元性多样化的信仰文化。近现代以来,妈祖文化得到海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尤其成了一批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在全球化背景下,认识与剖析妈祖文化的海外研究,有利于我们站在"他者的视角"和"世界的眼光"审视自身的文化内涵。日本关于妈祖的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僧人袋中良定的《琉球神道记》,     

中日弃老故事比较研究——以“原谷型”与“姥捨て型”为中心

普遍流传于中国的"原谷型"弃老故事基本以"弃父"为核心展开,而日本流传较广的"姥捨て"弃老故事则主要围绕"弃母"问题流传。"姥捨て"的"折树枝型"弃母故事与夫妇别墓制下的两墓制有着较深的关联,属于社会习俗;而"原谷型"弃父故事和"姥捨て"的"致富型"弃母故事都反映了家庭纠葛的不同方面,属于个体行为,"留物警示"与"致富惩恶"均告诫世人要孝养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伏羲女娲与日本神话——以巡绕合婚为中心

通过考察中国古典文献中“天道左旋,地道右周”、“雄左行,雌右行”等左右思维方式,并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采集的资料,以及借助敦煌写本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巡绕合婚类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日本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巡绕合婚神话深受我国伏羲女娲巡绕合婚的兄妹婚神话影响.     

扇从日本来 风非日本风——中日交流史中的摺叠纸扇

<正>目前从中日物质文化交流史视角出发,对纸摺扇所作的研究,仍是以传统文献为主的史学论文。本文运用了近年新兴的形象史学方法,它既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文献证据法,也不同于艺术史的视觉与物质文化等研究方法,而是尽力搜集某一时代相关联     

约翰·马歇尔有关宪法契约条款的理念——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为中心

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契约条款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有关财产权案件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条款,特别是在马歇尔法院时期,最高法院频频启用该条款,将该条款广泛运用到公共和私人的合同中,极大地捍卫了私人财产权和契约的神圣性。作为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约翰·马歇尔对宪法契约条款尤为钟爱。     

从非语言交际看日本人的“和”意识——以身势语为中心

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交际工具、思想感情载体的并不仅是单纯的口头语言.在异民族文化中,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是不同的.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领域以及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身势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日本人日常交际中的身势语,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