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区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推进会在南宁召开

正2018年8月22日,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南宁召开全区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推进会。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唐中克,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2017年卷综合年鉴未公开出版的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部分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先进的县(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等70多人参加会议。唐中克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全区年鉴事业总体发展势头较好,年鉴覆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存在地方志法规落实不到位、年鉴编纂条件保障不到位、年鉴编纂业务不熟悉等问题,与年鉴规划的目标任务     

认清使命 奋力推进全省年鉴工作

《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都明确指出“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可见。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地地方志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一直以来,省志编委都高度重视全省的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始终把树立精品意识、打造国内一流年鉴作为年鉴工作的目标和出发点,     

图片新闻

2011年9月20～21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在河南南阳市召开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研讨会,对制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规范性文件进行论证,研究讨论编纂中存在的问题。中园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田嘉（左五）出席会议并讲话,     

桂林市县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实现全覆盖

<正>2015年5月27日,《叠彩年鉴》(2015年卷)编纂工作暨年鉴撰写培训会议召开,桂林市叠彩区首部年鉴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至此桂林市所辖17个县区全部开展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标志着桂林市县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实现全覆盖。会上,桂林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徐朝凯,叠彩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永东分别作讲话和动员部署。桂林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唐群森受邀为叠彩区年鉴撰稿人做授课培训。桂林市自2010年开展县区综合年鉴编     

浅谈地方综合年鉴的编写与规范

正地方综合年鉴是综合反映本区域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度性、区域性是它的主要特征。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围内,推动了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的开展。目前,全国年鉴编纂的数量越来越多,综合年鉴的编纂已扩大到各区县,甚至社区、乡镇。但无论是管理水平,还是编纂质量,综合年鉴的质量均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规范。主要表     

2015年山西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研修班在太原召开

<正>本刊讯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于2015年8月13日至14日在太原举办"2015年山西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研修班"山西省市级地方志办主任、分管年鉴工作的副主任、年鉴科长;各县(市、区)志办主任,共计160人参加研修班。研修班邀请中国地方志办指导小组办公室、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等领导和专家前来授课。培训内容包括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规范、地方综合年鉴开发利用及信息化建设等。     

地方综合年鉴特点初析

年鉴在国外被称为工具书之王,于清末传入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面世,并随着社会主义新一代志书编纂发展而兴旺。因为,随着不少新编地方志书编纂接近或已经完成,按部署,各地方志机构有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的任务,作为志书编纂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有相似的要素,由于年鉴定为工具书的属性,尤其地方综合年鉴,有与志书不同的重要特点。一、地方综合年鉴的公报性与权威性地方综合年鉴有别于其他年鉴,一般按行政区划辖地命名,并是当地综合性的地情工具书。比如南宁市的综合年鉴,就定名为《南宁年…     

全区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推进会在南宁召开

正2017年3月1日,全区综合年鉴全覆盖工作推进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吴建新、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秋洪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滞后的县(市、区)党委或政府分管领导、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部分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先进的县(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等13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由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唐中克、年鉴处处长孙仿分别主持。     

县级年鉴编纂四题

2006年5月,《地方志工作条例》中首次明确规定,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不少县市乘此东风,开始编纂年鉴。实践证明,编纂年鉴在锤炼队伍、积累史料、服务现实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如何做好县级年鉴的编纂工作谈几点看法。     

年鉴框架设计突出特色三题——以《义乌年鉴》为例

近年来,地方综合年鉴的作用日趋重要,其编纂工作越来越为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所重视。为避免地方综合年鉴出现“千鉴一面”的局面,年鉴工作者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需要牢牢把握好地方综合年鉴的特征,创新年鉴发展思路,形成独有特色。一部年鉴的特点由多方面组成,而框架不仅是地方综合年鉴的纲目,是其信息资料的科学组织形式,更是体现一部年鉴的编辑思想、内容结构和特色形式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框架设计作为年鉴编纂的首要任务,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年鉴全面性和地方性,也决定年鉴编纂的整体质量。     

广西综合年鉴工作推进会召开

2022年12月8日,广西综合年鉴工作推进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各市、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设分会场。自治区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梁金荣,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朱东风在主会场出席会议。各市、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领导、分管年鉴工作的领导以及年鉴编纂人员等520余人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由朱东风主持。会上,朱东风传达了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对年鉴工作的批示精神,通报全区综合年鉴编纂情况。     

广西年鉴社正式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467号令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根据《条例》第三条关于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第五条关于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履行“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职责等规定的精神,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07年11月28日发文《关于广西年鉴社划归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管理的批复》（桂编[2007]208号）,同意将广西年鉴社成建制从广西社会科学院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管理。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一行6人来广西交流年鉴编纂工作

正2016年8月18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任马小彬一行6人来广西交流年鉴编纂工作。广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秋洪、副主任秦邕江等与马小彬一行进行座谈交流。在座谈会上,李秋洪介绍了广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自治区本级年鉴组织机构和人员、《广西年鉴》编纂出版、广西年鉴精品工程实施等工作情况。马小彬也交流了四川省年鉴编纂工作情况。双方还广泛交流了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志书     

年鉴编写四忌

正《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工作: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年鉴通称地方综合年鉴(以下所称年鉴都是指地方综合年鉴)。年鉴编纂有时近易真、事近易核之便,曾谓为轻而易举之事。然则为存史而作文,果能     

推进地方综合年鉴规范体系的建设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级地方政府相继设立年鉴编纂机构,开始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年鉴的数量呈现增长态势,至今,全国各级地方综合年鉴已逾三千种。年鉴事业繁荣,令人欣慰,但与之相伴的标准不一、良莠不齐的问题也引起了年鉴界普遍的关注。"规范化"已然成为近期年鉴界思考的热点。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该条例仅是对年鉴的领导部门、编纂单位、供稿责     

试论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关系

《地方志工作条例》出台以后,志书编纂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业已成为各级修志机构两项主要工作。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已成为地方志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是两种性质不同、功能各异、各具特点的地情文献,不存在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的问题,它们发展的趋向只能是并行互补,各有侧重,不可偏废,而志书年鉴化或者年鉴志书化均不是吸收两者优势实现互补的表现。     

海南省举办全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业务培训班

2009年4月9～10日,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全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业务培训班,传达贯彻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梁振球、副主任许达民、巡视员符和积,各市、县、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业务骨干近90入。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考察了石碌铁矿露天采矿场和黎族生态文明村。     

《深圳市区级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指导与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为加强对深圳市区级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广东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结合深圳市年鉴工作实际,于2010年6月8日制定并下发了《深圳市区级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指导与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     

2011年全省市县级综合年鉴培训会召开

2011年5月30日-6月1日,四川省市县级综合年鉴培训会在成都召开．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省市县级综合年鉴的编纂质量。加强年鉴编纂队伍建设。此次培训会特别邀请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方志出版社、省交通厅、四川年鉴社的专家授课,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年鉴执行主编或业务主管共230余人参加了培...     

年鉴市场化运作初探

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志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做活、做强、做大年鉴，让年鉴走向市场，形成产业，是当今摆在年鉴编纂出版部门面前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