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北大核心CSSCI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

章太炎的经学立场经历了从“援今入古、以古统今”到“专宗古文”的演变,而《馗书》的修订正是其经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期。孔子为“良史”说的宣示,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谈及迁父子到刘歆之学一脉相承的“历史之学”的新谱系的建构,“六艺皆史”论的发轫,意味着章太炎独立的新古文经学的奠基。其前后变迁呈现出“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的清晰轨迹。这与章氏跨越“纪孔、保皇二关”的政治反思、“民族主义”的学理建构、“中国通史”的编撰所体现出来的“经学的史学化”的努力等因素息息相关。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罗志田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无疑地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象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其后,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因此,研究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新文化和近代史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一、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近代新文化是近代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直接反映出西方史学思想潮流的各种影响,其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史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顾颉刚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崔述的历史盛衰论

崔述穷一生精力 ,考辨古史 ,成就很大 ,对后世史学也有很大影响。但崔氏在考史中又论史、论历史盛衰 ,有很多精审见解 ,崔述很少用性理天道论历史变化 ,注意对历史过程考察 ;他对历史“势”的分析值得总结 ,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变动原因进行考察 ,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崔述的考史能在求真基础上求理 ,显示出特色来。     

《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

人们多承认康有为的两考受过廖平的影响,而少有人注意到康有为后来对《教学通义》的修改,也多出于廖平的经学。可以肯定的是,《教学通义》中《春秋》以后的部分,较多地杂糅了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其内容多出于廖平经学前二变,也有受廖平经学第三变影响的痕迹。有的论著虽然指出《教学通义》受到廖平经学的影响,却语焉不详,且不准确;有的论著则强调康有为前后思想的连贯性,不承认《教学通义》受过廖平的影响,但列举的证据或者是出于误解,或者完全是虚构。如何评说《教学通义》的思想与廖平经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史学精粹

<正>徐义华:《早期文献中的文本引用与中国早期史学的人本化》(《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早期文献,包括史学著作,存在众多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现象。这些引用现象说明,撰写、编辑者注重原始文本和真实性。这一观念反映在早期史学中,即是中国早期史学的人本主义和理性化。因为追求真实性,撰写者把“不可信”的部分删节了,致使中国早期史学直接从人的历史开始,而缺乏起源性的解释。中国早期古史的非完整性促生了史学自我完整的需求,后代参与古史构建的人一直试图恢复古史的完整面貌,导致中国古史的“层累”特征。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