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治”思潮与军阀“联省自治”评析

本世纪廿年代初,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军阀“联省自治”的闹剧。仅就“联治”思潮的产生和“联治”运动的出现,作一简略的考察和分析。一地方自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玫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方自治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进步潮流出现的,辛亥革命后“联治”思潮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仍是这种民主进步潮流的延续。     

梁启超与清末“政治小说”的得失

在清末“新小说”崛起之时,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在清末小说中所占数量虽不多,但是它却成为清末“新小说”的主流,对我国近代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小说,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在当时,政治小说是“理想小说”之一种。这种“政治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没有的,它主要是受欧洲、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法家的历史名声以及帝制中国的“法家议题”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强调功利与实用，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崇尚实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厉行严刑峻法，打击贵族阶层，驱民以农战，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实现富国强兵。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且坏名声远远多于好名声。法家人物残忍与刻薄之性格，形成了残忍与刻薄之思想，此种思想之实践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纵观帝制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明确赞赏法家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始终存在。法家人物公正诚信的法治精神、法家学说的务实品格以及法家学派的历史功绩，成为后世法家历史好名声的主要内容。法家以君权或国家权力为核心、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来谋划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强国家”传统。法家有关人类政治的深刻思考，使得帝制中国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

一般提到“开元之治”,就会首先把目光集中在姚崇、宋璟、韩体及张九龄等一代贤相身上,大摆他们的事迹,但这些名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玄宗任用贤良的用人路线有什么特色?“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中又存在什么问题及玄宗主要采取什么策略对付这种问题?等等,尚很少看到有专门的文章论及。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对有关“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中的方方面面都研究清楚,只就其主要方面略抒己     

墨西哥革命新解——一种“小传统”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范式发生了革命性转换：从研究政治生活转向日常生活,从精英政治转向草根阶层。这种范式转换不仅为我们重新解读墨西哥革命提供了可能,而且使我们对墨西哥革命建构主义下的“小传统”命运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新的认知。     

“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

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环节.美国学者胡素珊在其关于土改的经验研究中,沿着“华北难题”出发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分析上区别了“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土改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本文对其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的检视,指出其一般结论与具体考察之间存在脱节.胡素珊提出土改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了乡村既有统治精英,却未能在经验层次真正落实到底是谁被革了命.就此而言,这一研究进路仍有潜力尚待发掘.     

盐铁会议“儒法之争”与法家在西汉中期的危机

法家思想自秦到汉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应用到政治实践中。而其理论中蕴含的矛盾与危机也不断暴露:第一,"以刑去刑"的重刑论彻底失败;第二,法律简与繁的冲突;第三,"尊主"与"明法"的矛盾导致君权超越法权,法治精神被破坏。上述危机在盐铁会议上充分展现。桑弘羊对第一、第三个危机的无能为力预示法家在政治领域统治地位的衰落。而对第二个危机的成功化解则使其在政治理性化、行政规章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法家最有价值的部分。贤良、文学提倡儒家政治的同时更深入揭示法家上述危机,对政治儒家化的最终确定做出重大贡献。     

“中华一统”论

“中华一统”,不仅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中华一统”的研究,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碍。从国内讲,有传统旧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有“批儒扬法?”的法家统一和儒家分裂,儒法政治斗争贯穿历史始终的双线论的严重干扰;近来又有否定文化传统,否定一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     

法家“契约诚信论”及其近代本土意义

诚信危机,是中国公德系统的刺目现象。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契约诚信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制度的坚守、法律的保障和公德的护持。与儒家的心性命理派和道德理想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实学事功派和儒家现实主义,曾创生过“不信而信”的契约原理,这一原理曾一度在法家“循名责实”、“刑名参同”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法律的体现和制度的落实。通过对比发现,中国主要形成于法家思想中的契约式诚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相关体系之间,无论在政治前提、人情基础,还是手段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在证明法家诚信说具有近代转化之本土潜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何以步入近代的中国人每每拿管、商、申、韩对西方的法律契约原则作连类格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习惯于把中国的苟子和韩非比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解释。     

“博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初探

基于“博客”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局限,有必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地利用“博客”自身的优点使之应用于教学成为可能,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民权”思想作为近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内容之一,既是康、梁变革政治的思想武器,也是20世纪初年“民主”思潮的思想前兆。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早期的“民权”思想中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思想启示。然而,早期“民权”思想并不象它的外形那样单纯易解,在外形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深重的文化内蕴。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荀悦史学思想试析

东汉末年荀悦的名著《汉纪》,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是,自晋人袁宏《后汉纪》以来,历代学者,皆因袭陈说,认为荀悦撰《汉纪》,不过是将《汉书》删繁化简,易纪传为编年而已。所以他们谈到《汉纪》,大都只注意其在体例上的成就,而对其思想内容却很少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苟悦绝不是简单地照抄《汉书》,也绝不仅仅是将《汉书》删繁化简,易纪传为编年,而是根据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提出的问题,通过删、录、增、改和论议,在不少方面,都表达了不同于《汉书》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从而使历史书籍更加紧密地同封建政治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唐太宗称道《汉纪》“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所经历的“粮票时代”

对于“80后”、“90后”来说．“粮票”一词可能闻所未闻,或只在收藏家那里见过这种历史遗存;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过来人,却对粮票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中国成立60年间,粮票从滥觞到终结,竞长达38个春秋,足见其在民众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试论孔子“正名”思想

"正名"作为《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政治理论之一,多被认为是孔子政治理论的核心。近些年的"儒学热"中,不少学者大力提倡孔子"正名"思想,并把其作以现代的阐释。本文认为,这不足以使我们认清孔子的"正名"思想。还容易使人对孔子"正名"思想产生误解。本文通过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基本内容的梳理,从而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孔子"正名"思想的不适应,"正名"思想不但不足以为孔子挽救春秋乱世,亦不能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观或政治观来加以推广。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山寨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

“山寨文化”已经在大学里普遍流行,并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研究山寨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说明了当代大学生身份的独特性,而且还能从更广阔的视域思考当今时代特征下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探讨“山寨文化”出现的原因以及意义,以期以一个更科学的态度来思索这类文化现象以及探索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