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运行规律、社会自杀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等社会学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产生提供学术的基础.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以中国社会为研究重点,注重研究中国的社会组织、社会阶级结构、社会阶层等理论课题,这为开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研究的框架体系.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叉社会学的先驱,在中国马克恩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以影片《刮痧》为例

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存在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异。本文以影片《刮痧》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法的认知、正义程序、人治与法治等方面,并从法律社会学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剖析了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根源：不同的民族传统及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和阶段,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文化隔离机制,也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多样性。     

社会学与地方志

本文筒述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社会学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社会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科学性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地方志工作者借鉴的。     

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是一种经验的方式,是对音乐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态度、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社会音乐现象所进行的科学探究活动。音乐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据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又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本文应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作者从事音乐创作研究的实践经验对其进行新的综合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界内外所关注的新兴增长点。然而,由于相关的史学理论研究尚未健全,在跨学科研究已逐渐成为一种学术风尚的情况下,学科边界问题并未得到当代社会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同样是研究当代中国,相比于社会学等学科,学界有必要坚持其史学本位。在跨越边界去借鉴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之外,更有必要充分认识到本学科的独特价值。通过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刊载的相关论文的研究,梳理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有议题与边界,并与社会学等学科作方法论层面上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认知当前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法律的消极作用

法律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它有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之分。目前,在我国的法学研究中,法律的积极作用备受重视,这无疑会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育民众的法律信仰,但不能因此而忽略法律的消极作用。如果社会和民众对法律的消极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必然会导致他们对实行法治的代价缺乏理性的估计和充分的心理准备。本文旨在从法学以及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律消极作用的表现,并从法律的创制、执行和实现的动态过程中指出法律消极作用产生的原因。     

叙述的回归与本质主义的没落——谈社会学方法论的转向

叙述这种以强调事件和时间以及建构性等更县流动性特征的劣法.也势必意味着以确定惶为特征的本质主义的没落.在对叙述回归的特征和本质主驻与社会学学科关系的梳理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学学科的方法论层面,即研究对象的事件性、方法的建构性和理论的反思性特征,呼应一种迈向叙述的社会学的可能性道路.     

学者风采

王春光,浙江省永嘉县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学、社会流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浙江学刊》、美国的Social Research、法国的China Perspective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有关论文被《新华文摘     

论新方志编纂中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运用的价值

章认为传统编纂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可以尝试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来编纂新志。运用社会学理论可在一定程度上使方志的编纂过程变成研究过程,编纂变成研究。同时,方志学并不等于社会学,不能混淆二的本质区别。     

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由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领军的燕大社会学,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在此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先行引入的孙末楠以民俗,尤其是以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影响深远。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有了级差,并影响到其社区社会学的建设,其指导的毕业论文有了重释风俗、礼俗与民俗的尝试。在"吴门四犬"中,现今湮没无闻的黄迪对孙末楠学说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受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与瞿同祖一道,黄迪对民俗进行了社会学释义,并化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与林耀华同期提出"文化重心"这一概念。在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中,与把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赵承信等一道,黄迪将社区-功能论夯实,并强调家、村、镇等不同阶序社区的连带性、一体性。由此,德型、社区与文化也就成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并使其有着厚重的民俗学基底。     

我国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中的经济法律保障——以民族性为视角的经济法律制度求证

发展经济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手段之一,也是解决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根本手段之一。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构建和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入手,研究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善基本的法律制度,营造有利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执法环境,追求好的执法效果,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论改革开放以来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流变与发展趋势

法价值是法学的基本命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价值取向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侧重。我们可以认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价值取向经历了从秩序到效率、法治与人权的历史流变,但其发展趋势必然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高度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以道德为支撑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道德和法律是构成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构建高度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以劳动法律为其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更需要以道德为其提供更大范围与更高层次的支撑。     

公共场所监控图像采集利用的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推进,在公共场所安放视频监控器材成为一种普遍做法,由此也产生了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文章认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恰当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尤其是在公开场所对于图像的采集和利用,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建立和完善一定的法律规制和严密的技术规范。     

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程序初探

根据《公案簿》案例,分别对审前、审理和判决这三个阶段的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在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负责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并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     

居民消费行为与城市生活空间行为规律研究

进入消费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居民生活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社会空间秩序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人本主义"地理学为出发点,应用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理论,结合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来探讨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与日常生活空间行为的关系,并总结出相应的居民消费生活空间行为规律。     

论法律信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法律信用。法律信用是指法律严格遵守其所明示的、确定的规则和内容。以它对公平和正义的理性追求和坚定实践所赢得的社会主体对它的信任。法律信用是法律作为制度规范整体所具有的信用,法律既有信用又能够被信仰,是法治的美好前景与和谐社会的坚强后盾。     

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英国法治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

政治和法律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克。二者关系结构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进程。英国的法治道路是一条较为顺畅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与法律之间建立和保持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16世纪以前,适度强大的政治权威促成了英国法治传统的生成以及自治型、制度化普通法体系的建立和衡平法的产生。16～17世纪,借助于普通法制度积极有效的制衡作用,英国有幸绕过了绝对专制统治的历史弯路,先于其他各国跨入了现代法治社会。认真总结英国法治经验,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