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固守中的云南蒙古族人

蒙古族，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驰骋于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但走进云南有5300多蒙古族人聚居的通海县兴蒙乡，看到的却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这里群山环抱，札麓湖碧波涟漪，湖畔阡陌纵横，稻花飘香，青松翠竹掩映着村落；蒙古族人民捕鱼、耕作，俨然南主的世居民族.     

变迁与固守中的云南蒙古人

蒙古族,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驰骋于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但走进云南有5300多蒙古族人聚居的通海县兴蒙乡,看到的却是一个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这里群山环抱,杞麓湖碧波涟漪,湖畔阡陌纵横,稻花飘香,青松翠竹掩映着村落;蒙古族人民捕鱼、耕作,俨然南方的世居民族。一个似乎只应该骑着骏马,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生存环境连在一起的民族,数百年来,如何在远离本民族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异地他乡自成一个小社区,经历了由游牧到捕鱼,再到农耕的变迁……     

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

在中央王朝的经营及汉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各地在明清时期涌现了大量以生态景观为主的"八景",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八景文化".清代是云南"八景文化"的发展及繁荣时期,"八景"及其相关记载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云南生态环境的状况,其发展变迁也反映了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对清代云南环境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涅槃的民族-云南蒙古族

750多年的历史,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无论时间怎样流逝,沧海怎样变成了桑田,在云贵高原上的某一个角落,有一群在灵魂中经常仰望蓝天的人,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蒙古族人。     

清代民国的汉人蒙古化与蒙古人汉化

清代前期的满蒙一体化政策,确立了蒙古人对草原土地的优先占有和使用权,保障了蒙古族在与汉族交往中的主导地位,致使到草原经商和佃耕的汉族人,不得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交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自觉地与蒙古社会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为汉人的蒙古化。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草原垦殖由非法变为合法,数百万的汉族人得以在塞北安家落户,漠南蒙古由纯牧区变成了农牧交错及纯农区,蒙古人又只好学习汉族农耕文化,表现为蒙古人的汉化。经过两大民族长时间、多层面的融合与创造,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蒙、汉民族的共同家园。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中的文化变迁

生态移民工程是将原来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人口迁移到相对适宜生存的地方,首要目的就在于降低迁出地生态环境的人口压力,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是当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时被迫实行的扶贫迁移策略。环境的改变会引起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改变,产生文化变迁。只有适应文化变迁的文化才能生存下来,文化的变迁导致了文化的适应。文化适应的结果是文化变迁。生态移民对民族原有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新旧文化因为环境的改变不断地冲撞、重组、融合形成一种适应新环境的新的文化体系。文化在变迁适应中不断的创新发展。本文就粗略的探讨一下因为生态移民环境改变后文化的变迁与适应。     

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

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瘴气与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其分布区域随自然生态要素的改变而变迁.随着清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加强,很多瘴气密布的地区得到了开发,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瘴区范围从腹里地区向丘陵及深山河谷区退缩.瘴气密集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以及滇中、滇东北的金沙江河谷区、滇黔交界区也出现了瘴气减弱退缩的现象.瘴气区域的变迁反映了生态环境变迁的状况.     

蒙元时期蒙古人壁画墓的确认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南北统一的封建王朝,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汗国(1206-1271年)被史学界合称蒙元.以墓葬材料为基础,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发展进程,是蒙元考古的重要课题.但是,由于蒙元时期的墓葬发掘材料数量大,民族和宗教影响复杂,决定了对蒙元时期墓葬的研究适合采取族别优先的原则,即首先按民族分类、确认,然后才能作系统的比较和归纳.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 ,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 ;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 ,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 ,由于大量流民的涌入 ,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 ,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 ;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 ,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 ,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

唐至清代是云南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云南交通线的拓建与兴衰,不仅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与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亦密切相关.本文考述隋唐、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的治边方略以及不同时期云南交通的状况,力图揭示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问的复杂联系.     

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

宣德至万历时期历时190余年,蒙古诸部相继雄起,频繁南下侵扰.本文从蒙古诸部侵扰的时间分布和地域变迁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这一时期蒙古诸部侵扰的时间分布特点、侵扰地域的差异,以及主要部族侵扰的时空变迁特征,期望能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认识有所裨益.     

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调适与开发研究——以湘西吕洞山区“挑葱会”为例

“挑葱会”作为湘西吕洞山区最富有地域民族特色的一个传统节日,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社会文化内涵、活动内容及其功能都发生了变迁与调适,其自身的资源化不仅促进了自身的文化升华,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这对其它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论蒙古族饮食文化在草原旅游中的应用

内蒙古的草原旅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特色饮食,它是使草原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介绍蒙古民族饮食文化为基础,通过分析内蒙古草原旅游开发现状,论证了本地区饮食文化对于草原旅游开发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传统的蒙古族饮食文化的创新思路及对策建议。别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是发展草原旅游经济,迅速脱贫致富的有利因素。蒙古民族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内蒙古高原特     

审美认同与文化变迁中的川南苗族情歌

川南苗族情歌,以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传承着苗族文化中的情爱谱系,然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苗族文化血脉却面临断裂的境地。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苗族民众,也将由以"歌"为中心的审美化生存过渡到以"钱"为中心的功能化生存。是祸是福,只能留待历史来回答。     

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变迁中的体系危机与维度转换

东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不仅在历史长河中折射了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而且在现代工业化达到较高程度而面临生态压力的今天,更日益进发出引人入胜的价值之光.本文全面概括了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静态特征,及其在当代工业文明下所面临的体系危机和变迁压力,并从生产方式位移——生态环境变异——生态文化变迁的三维转换模式出发,剖析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以乾隆、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比较研究为例

19世纪是中南、西南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流官统治100余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也是少数民族调整文化结构、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一个世纪.在这很关键的一个世纪中,这些流官(中央派来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抱负?他们又将把少数民族导向何方?本文通过对19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变迁的叙述,试图从一个侧面为这几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国家指导下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以云南布朗山布朗族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变迁的现代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模式,使布朗山布朗族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而非现代化影响的自我发展结果.这种国家主导下的计划性变迁,是布朗山布朗族50年来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因.它在导致布朗族社会文化发生变迁的同时,也由于缺乏对布朗族传统文化的足够了解而使其变迁的计划和目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大都市政区整合与转型——上海案例

在工业化、城市化相互交织的进程中,大都市区城乡之间的权益矛盾关系极其复杂,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调节城乡权益配置的重要政策工具,由此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行政区划调整也很频繁。本文以城乡关系变迁为逻辑主线,分析了上海市行政区划变更所面临的国家宏观背景变迁、战略调整,总结得出上海市存在"市管县体制"、市辖区切块扩张、撤乡改镇、整县改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模式,这些调整有利于国家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战略,并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将在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与人的经济价值——关于“模糊产权”的成因考察

长期以来,学界对模糊产权的形成原因的分析,集中于乡镇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对制度形成的影响。文章从乡镇企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模糊产权”的成因进行了另一角度的分析:认为乡镇企业“模糊产权”的成因主要是在政府经济改革背景下,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导致的一种产权要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