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

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村镇关系体现在方志的记载思想中: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在乡村的中央性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从魏晋南北朝女性作品中看女性悲剧命运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从来都被人为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因此她们的命运也多数具有悲剧色彩。在大量的女性作品中可以反映着一点,在社会动荡变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悲剧性更加突出。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的女性作品入手分析,从亲人分离的无奈、独守空房的咏叹、壮志难酬的愤懑这三个方面解读当时女性的悲剧命运,从而了解当时社会女性心理。     

民间信仰的屈服与融合——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中,对本民族民间信仰的变革,促成了民族融合的发生与发展。这一过程表明,放弃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本民族民间信仰而改信汉族的民间信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近十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研究述评

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的研究已呈现出可喜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婚姻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婚姻文化也相对开放、自由;同时,女性诸多方面的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但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仅仅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女性依旧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儒学的衰微,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促进了女性生命意识的复苏,人格的觉醒和理性的重新发现。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女性的研究是范围广,层次多。角度新,但依旧不够全面,宏观胜于微观。     

“社火”考释与探源

文通过侧重分析"社"的内涵与外延,对社火给出了新的定义。提出:社火就是以"社"为单位举办的一种具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并提出:礼乐文化传统与民间社火之间存在着先天的统一性。     

都督诸州军事职能在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以非军事职能为侧重点

都督诸州军事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主要是围绕军事斗争建立并为其服务的。但随着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衍生出许多非军事职能。这一制度对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不同,都督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民俗文化与女性社会地位--以畲族女性为例

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辈分、道德、才华等,也是构成人的社会地位的要素。此外,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堆在畲族民俗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畲族女性有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而畲族女性的地位,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民俗文化是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显示其鲜明的个性。本文试图从女性视角审视畲族民俗文化,并对民俗文化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

婚媾讲求门第等级 ,历来大抵如此 ,并有它相对的合理性。但在两晋南北朝时代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 ,变成了不具条文的金科玉律。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 ,以保持世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 ,这种婚姻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以温州市为例

一、女性民俗概述 民俗作为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经由历史凝聚、传承下来,是千百年来人类代代相传的社会生活经历和经验的沉积物。民俗的实质表现了极自然的人性、人情,可以说民俗文化有着最彻底的真实意义。而运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我们看到女性民俗在社会文化中的真实存在。人类学家认为,基于男女两性在生理、社会方面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规范中引起了生计分工、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两性差异。     

山西“黄河带”旅游演艺融合创新发展研究——以晋南花鼓进景区为例

晋南花鼓作为黄河文明与三晋文化共同孕育浸润发展而来的杰出代表,其形式自由、变化多样、动作鲜明、节奏欢快,充分凸显了晋南人民热情纯朴的精神面貌,彰显出了民族性、地域性和艺术性等重要特征。本文以晋南花鼓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晋南花鼓在山西“黄河带”旅游演艺的发展脉络着手,探索新时代晋南花鼓的艺术特质、表现形式和文化精髓,在不断推出适应新时代特点的新作过程中,带动山西“黄河带”景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以艺促游、以游提艺的双向奔赴。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和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的盛衰和管理的好坏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有许多是以人口为依据的,特别是北朝均田制下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加强户口管理既发展了生产力,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好转。户口和国家财政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也不例外,要振兴国家财政,也应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工作。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和人文历史的“人文自觉”关系探究——以陆探微和竹林七贤图为例

绘画艺术作为一个常见却又意义复杂的术语,在历史变革中历久弥新,其内涵从最初的含糊混杂发展到如今,说法虽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独立于艺术的“人文自觉”在文人化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得以觉醒和发展,其间蕴含的文明演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与历史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以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代表作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及其作者陆探微为例进行分析,追根溯源并考察其发展流变的特点,以论述绘画艺术和人文历史的人文自觉。     

忧郁的狂欢——豫西骂社火的传衍之道

河南省灵宝市东西常村的骂社火以两村通过性戏谑、互相辱骂祖宗的社火形式而闻名。这一非常态、反结构、狂欢化的社火在当下遇到传承发展的问题。现代国家政权的下沉,传统力量的边缘化,改变了骂社火背后的组织体系。"内生资金"来源渠道的缺乏,"外援资金"的不稳定和过于强势,威胁了骂社火的稳定举办。而这一地域社会在传统与现代、外来宗教与民间俗信碰撞、交流中被改变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影响骂社火传承发展的深层原因。改变当下骂社火这类民俗活动的发展境遇,有赖于组织者、资金和社会文化心理等条件的最优组配。     

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思想的演变及原因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王朝崩溃,南北方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发生剧烈变迁,各阶层、族群起伏升降。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发生冲突与融合。一方面,新思想的传入对整个社会形成强烈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也发生转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阶层需求。其中,孝道思想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兴盛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异军突起,非常兴旺,藏书家人数众多,藏书量前所未有,藏书活动内容丰富,学术成果异彩纷呈,逐渐形成了私家藏书文化,它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宽松、学术繁荣和佣书业发达有着直接关系.     

女性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以剪纸为例

民间剪纸来源于生活,剪纸的创作者多是女性,通过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认识。她们把朴素的思想情感、悠久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融入薄薄的纸片上。女性以剪纸艺术作为媒介,积极表达自身,并结出累累硕果。这在中华文明中女性群体集体性失语的大背景下是极其罕见的。农村劳动妇女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风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修养、经验、阅历、情感、愿望等等,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民间剪纸是中华文明持久性的重要因素,同样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维系着整个民间艺术最本原的文化根基。     

东西方史学家著述中国史的对比分析——以《中国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与《草原帝国》为例

《中国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一书以外族自觉、外部势力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视角对这段动荡的历史进行研究,强调胡族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南方的“蛮族”在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草原帝国》以游牧民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迁徙为主线,串连起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互动的历史画卷.两部著作的作者分别来自于日本和法国,皆为外国史学家,且不同于国人著史以“汉人”与“汉人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因此分析两部著述的特点,对比东西方学者之间著史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