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粮食保护价政策及其配套措施

粮食,既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见粮食的极端重要性。又因为“百物以粮价为中心”,市场粮价高低涨落变动,将直接波及粮食生产的增长,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而健康地发展;为此,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并制定合理的粮食价格,对促进找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我国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由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产品价格改革,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农产品价格都已放开,只有粮、棉等少数重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直接管理,粮食实行的是国家定价…     

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管理

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的粮源基地,担负着前方战场军粮和后方民食供应重任,因此保证四川粮食运输的通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为此,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一方面设立了粮食管理机构以加强粮食运输管理;另一方面颁布了大量粮食运输法规以指导粮食运输,增强粮食运输力量,保证粮食运输安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后方军需民食的供给,对后方粮价的飞涨发挥了一定抑制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粮政的腐败以及粮运价格过低、运输手续繁杂等原因,粮食运输政策又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雅典胞族法令》译注

在古代雅典,胞族是兼具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是维系氏族、德莫和部落、保证雅典城邦运转的宗教纽带。在政治和宗教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雅典社会,胞族成员资格无疑是雅典人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参加胞族节庆及祭仪等宗教活动,亦是雅典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雅典胞族法令》系一篇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对德凯莱亚地区男童和男丁的审查入籍做出了相关规定。该篇法令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

古典时期(600-338BC.),雅典城邦通过施行解负令、公民兵制、公职津贴制、征收非常财产税和公益捐等制度,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从而缓解了因贫富差距增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激烈冲突,保证了雅典城邦的社会安定与发展.     

试论雅典的外邦人

雅典的外邦人(Metics)是研究雅典城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外邦人既有别于雅典公民和奴隶,亦不同于一般的外来者。与公民相比,外邦人在雅典的司法实践中被严格地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并不具有任何特权;而与奴隶相比,外邦人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弥补了其政治权利上的缺失。外邦人这一独特的身份,揭示出雅典城邦具有开放与排外的双重属性。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从公民社会构建理论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以瓮安事件为例

文章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严重缺乏,民众与政府对话的平台缺失;由此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参与的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公民社会的概念虽然不是我们的本土理论,但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文章通过一个案例——瓮安事件、利用一个理论分析视角——公民社会构建理论来分析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和根据原因分析我们应对这类群体性事件可以借鉴的路径。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公民教育需要实践

我认为公民教育不仅是个理念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雅典的城邦制度堪称模范。当时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有创意的政治家梭伦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经过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里的努力,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雅典建立了以直接民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从而进入了公民社会。因为理性有趋向真理的本能,所以公民社会相信公民的理性。     

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

明代边镇军士月粮,按制度规定,必须照时价折银。而从当时边镇非灾荒、虏患时期的粮价以及月粮售价、军士对月粮折价认可度等方面考察,明代月粮折价反映的是边镇正常年份的粮价状况。边镇月粮折银有例折价、常折价、临时调整折价三种类型,其中例折价与常折价反映的是各边镇粮食价格的平价或常价,临时调整折价反映的是个别年份的价格。根据边镇月粮折价梯级分布的特点看,明代边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粮食市场,这符合当时陆运成本极高的市场分割原则。在明代北方的普遍情形是,1市石等于1.67仓石(标准石),故按市石计量的北方及边镇粮价显得很高,以至于普遍认为北方粮价高于南方,这可能是个误区。     

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

施坚雅、帕金斯等人倡导的明清时期城市化历史中“经济──地理”的人类学理论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微观个案研究。清代山西贩粮路线的演变历史对此提出反例。对山西粮食运销的考察结果表明,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粮食的运销也支持了相关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清代晋中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口外蒙古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互动关系。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保息斯民: 雍正十年江南特大潮灾的政府应对

雍正十年,江南沿海遭遇特大潮灾,对地区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危及清政府财赋中心区域的社会安定。清政府动员各级官员积极赈灾,在主持救灾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和利用了省区间粮食供求变化规律,适时调控粮食供给,以维持灾区粮价稳定,具有较强的应对灾害破坏、落实赈济措施的能力。这次灾赈中的政府表现说明,在18世纪前期,国家是灾后救济的主要力量,也只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才能实现如此长期的大规模粮食调控目标。     

基于社会三元结构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的提升,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而在现实中,它的推行却出现了困境。在社会三元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基于GDP的压力易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达成合谋,而我国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很难形成三方的有效制衡。促进企业自觉履行合理的社会责任,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使地方政府自身运作规范,并充分理解和重视企业在我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企业应具有企业公民的意识,并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只有通过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互动合作,才能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实现共赢。     

浅谈西方公民社会孕育发展过程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主要从西方公民社会孕育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论及中国社会所缺少的公民社会发展要素和公民社会对政府实现善治的重大意义。文章从对公民社会的概念解释入手,介绍了西方公民社会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对其孕育发展所必须的因素加以阐述,引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即促进政府善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

阿尔克迈翁家族是长期活跃于雅典政坛的一大显赫家族。该家族成员多次被流放但又都回到雅典重掌权力;曾与僭主竞争,又在僭主统治下任职;曾主持民主改革,又始终保持贵族理想。可以说,它的发展兴衰及其与其他家族的相互斗争深刻影响了古风时代的雅典政治。本文将回顾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历程,以考量它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意图指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是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两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