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日本“中归联”

1956年6、7、8月,经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将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回日本国后,当时正值岸信介内阁联美反华的猖狂时期。一方面,日本政府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却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集团缔结了和约;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继1950年将日本本土作为美军发动侵朝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岸信介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岸信介(1896～1987)是日本昭和政治史上的一位“超级大人物”,在官场政界活动了六十多年,对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的日本,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纵观岸信介的全部生涯,不难发现,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牢牢扎根于他的思想深处,他无时不在倾心实践着这一思想。岸信介是日本典型的大亚洲主义者。     

片山内阁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原型的构筑

尽管片山内阁是一短命的中道政权,但是若从占领时期日本政府构筑安全保障体制的角度而言,则是一不容忽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片山内阁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的媾和对策文件,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将日本安全保障方面的设想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向美国方面转达,相继提出了《芦田备忘录》、《铃木备忘录》以及《天皇口信》,形成了后来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原型。     

试论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政治

试论１９２４—１９３２年的日本政党政治李玉从１９２４年６月第一次加藤内阁（亦称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至１９３２年５月犬养内阁下台的八年间是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政党轮流组阁执政的时期,一般称其为“政党政治时期”。在此期间,日本的政党...     

与“鹰”斗争50年

多年来,为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政府与日本复杂的政坛保持着交往与斗争,尤其是在应对“鹰派”首相方面,中国采取了灵活的“战术”。以硬制“硬”,揭岸信介真面目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华亲美的“鹰     

币原内阁媾和及安保政策史论

币原内阁时期(1945.10.9～1946.4.22),日本处于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盟国占领初期。以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前“稳健派”,坚持对美英协调主义传统路线,探索媾和及安保对策,尽管尚未形成为政府决策,但其对美英圈倾向性前提的确立,却为占领后期日本制定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奠定了基础。本文重点以币原内阁对美协调主义思想为主线,以美国占领政策为前提,具体分析币原内阁媾和及安保决策的阶段特征,进一步揭示币原内阁对美协调未臻彻底、美国对币原内阁由肯定到疑忌再到否定的原因所在。　　一、初步表明亲美敌苏立…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北伐”期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一面

1927年中国"北伐"之际,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面对中国巨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策略维护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是田中内阁最主要的外交任务。为此,田中一方面通过非正式外交的手段诱逼张作霖签订"满蒙五路协议""东三省治安维持协议""中日经济合作协议",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利益;一方面游说美国财团购买"满铁"社债,实现对美协调外交,形成与美国在"满蒙"利益捆绑的局面以应对"北伐"。虽然最终两条策略都失败了,但研究其推行的过程,可以帮助了解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对"满蒙"政策的一个面相。     

试论5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

试论５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罗平汉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一贯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日本吉田政府下台,代之以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鸠山内阁都处于战后日本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在中日关系...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试析社会党片山内阁与村山内阁的区别

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史上,执政8个月的片山内阁和执政18个月的村山内阁作为“万年在野党”——日本社会党史上的两次重要执政尝试,虽然都以联合政权的形式存在,执政时间都不长,执政期间社会党也未发挥多大作用,但是它们处在社会党发展史上的不同时期,上台执政有着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它们的后果及影响也不同。因此,分析这两届内阁的区别对探索日本社会党由盛转衰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对全面研究战后日本政治也是很好的补充。　　一、片山内阁与村山内阁诞生的国内外背景片山内阁是在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的“铁幕”尚未拉开,世界民…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试析吉田内阁的外交政策

战后日本的外交活动恢复于吉田内阁时期。日本战后的外交格局也是在吉田政府时期确立的。本文拟对此及其对战后四十余年来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等问题,试加探讨,从而对它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更充分的认识。     

论佐藤内阁时期的日美关系——从依附走向相互依存

佐藤内阁时期（１９６４·１１·９——１９７２·７·７）是战后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日本利用日益膨胀的经济实力,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实力大幅度滑坡、在远东急需日本提供战略合作的有利时机,围绕越南战争、东南亚开发、东亚战略“换肩”、小笠原、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等问题展开频繁的首脑外交,不仅顺利解决了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日美间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顺利实现了日美在远东的战略“换肩”,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日美关系从战后日本对美依附时代,进入了日美相互依存时代,为７０年代初日本结束“战后”时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吉田内阁对华态度浅析

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吉田内阁先后五次组阁,执政7年有余。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关系一直未能得到恢复,这不能不说与吉田内阁对华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日本战败后,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吉田内阁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比如: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执行道奇路线,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等,这些     

政党内阁与日本政治现代化刍议

政党内阁与日本政治现代化刍议解晓东日本战前政治现代化和政党内阁问题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却几乎被现行的世界史教材所遗漏。而我国史学界有关日本民主化的著述亦凤毛麟角,且论说不一,值得讨论的问题颇多。本文据有限资料拟就日本民主进程线索、政党内阁的性质...     

伪满最后的纸币印制

伪满纸币一直是由日本的内阁印刷局印制的。当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扩大,华中、华南以及印尼、缅甸、太平洋各岛屿占领军为了确保新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陆、海军都争先给日本内阁印刷局施加压力,纷纷争取优先印刷。这样曾一直在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刷的伪满纸币,排到了最后一位。由于伪满纸币逐渐减少,库存见底,到了战局日益恶化的1944年9月,伪满的日本统治者,最伤脑筋的就是纸币不足。加上当时下关—釜山间的运输联系受到美国潜水艇的严重威胁,由日本印制伪满纸币,几乎已陷入绝境。     

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